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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2016年
日期: 2017-08-28 浏览次数: 来源: 研究室 字号:[ ]

  

 

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

2015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

 

  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结束语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西藏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历史上,藏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西藏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保守封闭、衰败落后。

 

  西藏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发展阶段,西藏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西藏走上今天的发展道路,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条道路上,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西藏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向富裕文明的跨越,以崭新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西藏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积极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西藏发展进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西藏走上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但是,长期流亡海外、代表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的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和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眷恋,在长期推行暴力“藏独”路线遭受失败后,这些年又大肆鼓吹“中间道路”。“中间道路”貌似“妥协”、“折衷”、“和平”、“非暴力”,实则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走上的正确发展道路,企图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由十四世达赖集团统治的“国中之国”,分步达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

 

  一、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

 

  20世纪50年代,当奴隶制、农奴制、黑奴制已为现代文明所彻底唾弃之时,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类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潮流。

 

  ——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神权政治的典型代表

 

  在旧西藏,神权至上,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的统治。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僧众人数约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远超欧洲中世纪神职人员,世所罕见。

 

  在神权政治下,宗教被封建农奴制玷污,寺庙并非单纯的潜心礼佛的清净之地,而是集开展宗教活动、控制一方政权、实施经济剥削、囤积武装力量、进行司法审判等功能为一体的统治堡垒。有的寺庙内部私设公堂,不仅有手铐、脚镣、棍棒,还有用来剜目、抽筋的残酷刑具,惩罚农奴手段极其残忍。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布典头目的一封信内记载,一次,为了给十四世达赖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寺庙领主在三大领主中放债最多,约占总额的80%

 

  由于大量人口不从事生育和生产,并且成为神权政治压榨的工具,导致社会资源严重匮乏,人口增长长期停滞。据19世纪中期成书的《圣武记·西藏后记》记载,清乾隆二年(1737年)理藩院汇造西藏达赖、班禅所辖地区,共有喇嘛31.62万人以上,而当时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区)共有人口约109万。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人口依然徘徊在100多万,200多年间几乎没有增长。

 

  利用宗教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是神权政治的突出特点。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官员、20世纪40年代在西藏工作的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在回忆文章《西藏,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中感叹道:“西藏的农奴遭受着如此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我也向农奴问过这个问题。不料他们的答复却是‘第,赖哉’,意为这是业果。他们相信今世受苦是前世造了孽,今世受苦才能洗净罪孽,下世就能转生到更好的境界。这就是喇嘛对他们的教导,而藏民是坚信不疑的。”在李有义看来,正是这种思想控制,使“农奴一生一世都是为未来积累功德,贵族用鞭子抽他们,他们还以为是在为他们洗罪呢!”

 

  亲历西藏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他进而指出:“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

 

  ——等级森严,践踏人权,封建农奴制在东方的最后堡垒

 

  1959年以前的西藏,仍然保留着封建农奴制。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19161924年间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察。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对旧西藏的农奴制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为了维系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钱、借粮、借牲畜,支付高额利息。然而,来年的收获永远还不完膨胀的利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子。……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封建农奴制下,人被划分为等级。在旧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将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律化。法典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

 

  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使旧西藏成为一个贫富分化极其悬殊的社会。至20世纪50年代末,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居前的七八家贵族,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15克相当于1公顷)。十四世达赖家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达赖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珍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而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则一无所有,处境悲惨,毫无人权可言。对这些人,西藏有民谚称:“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

 

  ——封闭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绝非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了梦幻般美妙绝伦的人间乐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寻“香格里拉”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视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旧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旧西藏的落后从以下情况可略窥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没有现代医疗,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医治疾病的主要办法,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电站,且只供十四世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

 

  亲历旧西藏的中外人士无不被其落后的社会场景所触动,并留下许多身临其境的描述。1945年,李有义在西藏实地考察数月后观察道:“在沿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约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败的景象。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几处人去楼空的废墟,垄亩痕迹依稀可辨,人烟却已杳杳。我所经过的这种‘鬼镇’何止百处……我出发考察时正是秋收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在内地比较落后的农村里,你也可以在农民的脸上看到收获的喜悦。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农村,我却不曾看到一副喜悦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是贵族和‘差领巴’(收租人)对农奴的怒吼和鞭打,我所听到的是农奴的哭泣和叹息声。”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也写道: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曾任西藏自治区广电厅厅长的杜泰(藏族)回忆说:“当1951年我来到拉萨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贫困和破败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拉萨除了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没有路灯,没有供水和排水设备。街头经常看到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还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鲁布邦仓’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围也是乞丐聚合地。当时乞丐竟有三四千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1950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后来担任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向噶厦发电反映昌都地区情况时说:“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县)内仅有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即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

 

  大量事实证明,到20世纪中叶,西藏的旧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说:“记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制度)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实现了政教分离,此时的西藏仍然实行着这种落后的制度,严重阻碍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西藏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19世纪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掀起废奴运动,英国、俄国、美国等国纷纷废除奴隶制度。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本国船只参与奴隶贩运交易。186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在农奴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依然盘踞在中国的西藏,这不仅阻碍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文明、良知和尊严的羞辱。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然而,十四世达赖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非但不反思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黑暗残暴,反而留恋不舍,梦想着有朝一日把这种制度重新搬回西藏。对此,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有关文件有着清楚的记载。1963年制定的《西藏未来民主宪法(草案)》中称:“西藏以佛祖所教诲之佛法精神为基础,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1991年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规定:“未来西藏的政治是在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教合一、自由安定的民主联邦共和国。”1992年制定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将“政教相辅”规定为未来西藏的政治性质。2011年修订后的《流亡藏人宪法》规定:未来西藏政治是“政教结合”。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为彻底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创造了条件。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一举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西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西藏的发展驶入快车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取得新进展。经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之路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西藏面临着是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还是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两种命运。英国殖民者先后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强迫当时的中国清朝(16441911年)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在西藏的大量特权。清朝灭亡后,英国殖民者积极培植西藏分裂势力,制造“西藏独立”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加紧策划“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坚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十世班禅等藏族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出解放西藏的呼吁,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维护国家统一。19515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十四世达赖于1024日致电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宣告了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图谋的破产,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和平解放还解决了达赖和班禅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促成了西藏内部的大团结。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政府逐步废除了外国在西藏长期享有的特权。1954年,中国和印度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取消了印度继承的英国侵略西藏遗留下来的特权。1956年,中国和尼泊尔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历史上的遗留问题。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藏族与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央政府周围,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和荣耀。

 

  为帮助西藏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加快发展步伐,中央政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优势,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建设,以优惠的政策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为西藏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60多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19522013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财政补助达5446亿元,占西藏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95%1980年以来,中央先后五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对西藏的发展建设作出整体规划。从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实施对口支援西藏的政策,安排60个中央国家机关、18个省市和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20年来,先后有七批5965名优秀干部进藏工作,实施援藏项目7615个,投入援藏资金260亿元,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政府按照省市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核定了17个援藏省市的援助资金量,并建立了稳定增长机制。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人民当家作主之路

 

  把农奴主掌权的旧西藏改造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西藏已走上现代民主之路,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在西藏,藏族和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回族、汉族等民族,共同享有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各族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目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西藏自治区有21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公民,门巴族、珞巴族虽然人口极少,也分别各有1名代表。人民政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人民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机构。目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西藏自治区有委员2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委员有26名。在西藏自治区34244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回族、壮族等均有自己的代表。西藏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44名组成人员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5名,14名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8名。基层民主建设不断加强。在西藏,目前95%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选举产生村民自治组织。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实现全覆盖,90%以上的村设立公开栏,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192个城镇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自治有充分的组织保证。

 

  中国从国情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是中国的五个自治区之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西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包括立法权、对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执行权、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人事管理权、财政管理权和自主发展文化教育权等。自196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29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对多项全国性法律制定了适合西藏特点的实施办法。在婚姻制度方面,西藏自治区分别于1981年和2004年制定变通条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在生育制度方面,根据《西藏自治区计划生育暂行管理办法(试行)》,西藏自治区对汉族干部、职工及家属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而对藏族和纳西族、回族、壮族等民族干部、职工及户口在单位的家属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可以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对农牧区的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对门巴族、珞巴族以及夏尔巴人、僜人不提倡生育指标。西藏自治区在执行全国性法定假日的基础上,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西藏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假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录取公务员时,要对少数民族考生予以适当照顾。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70.95%,其中县乡两级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0.13%。西藏自治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由藏族公民担任。在全国高考录取和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藏族等少数民族都享受加分政策。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之路

 

  几十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帮助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西藏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2013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7.67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57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23元。西藏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延续上千年的贫困,基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2006年以来实施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全面完成,46.03万户、230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房屋。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达30.51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42.81平方米。人口大幅增长,2013年达到312.04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为68.2,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三倍和两倍。在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学前教育、城乡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15年免费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59%,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7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72.23%。人口素质明显提升,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1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现有医疗卫生机构6660个(含村卫生室)。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覆盖全体农牧民,政府经费补助标准2014年提高至年人均380元。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不断发展,建立起包括20多个门类、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成。2013年,电力装机容量128万千瓦,用电人口覆盖率100%。以公路、航空、铁路、管道运输建设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完善。2014年,基本实现县县通公路、乡乡通公路,其中62个县通油路,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建成通车。西藏已建成通航机场5个,8家航空公司在藏运营,开通国内航线45条。遍布全区的光缆、卫星和长途电话网全面建成,县以上基本实现3G通信技术全覆盖,基本实现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2013年年底,电话普及率达到98.1/百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7.4%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经济逐步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发展步伐基本上与全国同步。目前,西藏已经融入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西藏特色商品也大量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2013年,全区进出口总额为33.19亿美元,赴藏旅游人数达到1291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22万人次。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之路

 

  藏语言文字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分别于1987年、1988年、2002年通过立法,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教育系统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体系,所有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语文同步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也同时用藏语文和汉语文授课,并在内地西藏班中学开设藏语文课。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中可以使用藏语文答卷。藏文字符计算机编码通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藏文编辑系统、激光照排系统、电子出版系统得到广泛应用。藏语文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和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也使用藏文。国家在保护和发展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在包括西藏自治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公民中推广、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西藏自治区制定《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布告》等,加强文物保护。现有各类文物点4277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9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78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拉萨、日喀则、江孜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藏博物馆被列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西藏档案馆收藏有300多万件重要历史档案。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6处,自治区级323项,地市级76项,县级81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8名,自治区级350名,民间藏戏队117支。格萨尔、藏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代公共文化日益普及,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4.38%95.51%。西藏所有行政村都有农家书屋、所有藏传佛教寺庙都有寺庙书屋。2011年,西藏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西藏文化产业发展。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保障。西藏自治区存在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在藏传佛教内部还存在宁玛、噶举、萨迦、格鲁等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实现了真正的宗教宽容。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西藏现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7座,住寺僧尼4.6万余人,活佛358名;清真寺4座,伊斯兰教信徒3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寺庙学经、辩经、晋升学位、受戒、灌顶、诵经、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正常进行,每逢重大宗教节日都循例举行各种活动。信教群众家中普遍设有经堂或佛龛,转经、朝佛、请寺庙僧尼做法事等宗教活动正常进行。活佛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的尊重。1995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通过《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世。民主改革以来,已有60余名新转世活佛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得到批准认定。

 

  ——新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多年来,西藏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央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发展的重要选项。西藏自治区政府提出了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建设生态西藏、美丽西藏的战略目标,努力探索高原环境下实现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多年来,中央和西藏自治区编制实施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对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与部署。中国政府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八大生态建设区之一,进行专门规划,建立保护措施。2009年,中国政府通过《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计划投资158亿元,争取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西藏自治区编制实施了《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水土保护规划》、《农牧区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并加大通过立法保护生态环境力度,近年来修订了《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出台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

 

  国家和自治区地方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和天然草地保护与建设、游牧民定居、人工种草、草场改良等草地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启动了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开展了防沙治沙、水土流失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慎重发展工业的原则,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在区内发展,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采取严格措施,严禁矿产资源开发。2013年,政府进一步严格环境准入,新颁布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督管理办法和环境保护考核办法,特别是实行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自治区政府统一管理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西藏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4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3.9%,居全国之首;森林覆盖率达11.91%,活林木总蓄积量居全国首位;各类湿地面积600多万公顷,居全国首位。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自然保护区得到很好保护。截至2012年年底,西藏有天然草地面积8511万公顷,其中可用天然草地面积6910万公顷。目前,西藏仍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区域处于原生状态。

 

  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

 

 经过西藏各族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团结奋斗,西藏已经走上一条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不仅从来对西藏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而且还极力抹杀西藏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试图否定西藏走上的正确道路。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藏独”策略一直在不断变化。19593月,十四世达赖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逃往印度后,公开主张以暴力为手段实现“西藏独立”。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十四世达赖集团看到国际形势于其不利,开始变换策略,提出所谓“中间道路”,由公开独立转为变相独立。1989年苏东剧变后,十四世达赖集团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实现“西藏独立”的时机到来,又提出实现“完全独立”。1994年之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发现“西藏独立”无望,再次变换口径,重新捡起“中间道路”招牌,要求所谓“高度自治”。近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加大了对“中间道路”的鼓吹力度,并加紧进行包装。

 

  “中间道路”,又称“中观道路”,本属佛教用语,十四世达赖集团却将其政治化。纵观“中间道路”,其核心有五条: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1951年被中国占领”,“从历史上看,藏人有独立的权利”。二是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宣称“西藏问题”是600万藏人的问题,要将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藏族及其他民族聚居区合并在一起,建立统一的行政区。三是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和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宣称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十四世达赖集团)负责,并负有全权”。四是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表面上认可中央负责国防,但又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去”,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五是无视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限制其他民族进入“大藏区”,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

 

  “中间道路”以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西藏的“治权”,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半独立”政治实体;待“治权”巩固后再谋求“主权”,最终实现“西藏独立”。“中间道路”作为分步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纲领,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宪法、法律、基本制度,也不符合西藏的历史、现实和民族关系,更有违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独立国家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考古、历史研究表明,在中国境内,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公元7世纪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吐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为开发中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是在元朝(12711368年)。元朝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宗教事务,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颁行西藏,充分行使有效管辖。明朝(13681644年)时,在西藏实施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同时,西藏地方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方可继位。清朝(16441911年)时,中央政府先后册封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正式确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后,历世达赖、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从1727年开始,清朝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后派遣驻藏大臣百余人。1751年,清朝废除世俗郡王掌政制度,正式任命七世达赖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实行政教合一,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听命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1774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伦布寺企图与西藏直接建立联系时,六世班禅答复说,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此后,十、十一、十二世达赖和八、九、十一世班禅都经金瓶掣签认定。十三、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都是报经中央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认定的。

 

  中华民国(19121949年)继承了历史上形成的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继续对西藏实施主权管辖。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在1912年的《清帝逊位诏书》中宣布“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31年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均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认定、坐床,均经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批准。虽然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内乱频仍,国家孱弱,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全国割据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央政权更替后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中央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正是在尊重和确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内约法。和平解放后,西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进步。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独立”,根本不存在西藏“政治地位”问题。十四世达赖自1959年因抵制废奴改革而叛逃国外后,根本无权代表西藏人民,更无权决定西藏的前途命运。所谓“流亡政府”更是一个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非法政治组织,毫无合法性,在国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大藏区”纯属虚构,不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

 

  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兜售其“中间道路”主张时,总是津津乐道所谓的“大藏区”。按照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假想,“大藏区”在范围上北至新疆南部和河西走廊,东至甘肃中部和四川中部,南至云南中部,囊括了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全部、四川省的二分之一、甘肃省的二分之一、云南省的四分之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总面积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大藏区”在中国行政区划历史上毫无根据。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唐朝(618907年),吐蕃政权是由吐蕃人联合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各个民族、部落共同组成的多民族政权。吐蕃政权灭亡以后,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蕃人和其他各民族杂居相处,并无统一政权。元朝时期,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都元帅府(即乌思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朵甘思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脱思麻宣慰司)。以上三路宣慰司统属于中央管理机构宣政院(初为总制院)。明朝时期,在西藏设立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升级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在朵甘思地区则设有朵甘指挥使司(后升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针对西藏地方出现的动乱,中央调整西藏与周边川、滇、青等省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了清代管理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并延续至今。直到1951年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从未超过今天西藏自治区范围。

 

  “大藏区”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企图分裂中国的产物。“大藏区”的概念并非十四世达赖集团首创,而是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并写入非法的“西姆拉条约”。该条约将中国藏族聚居区划分为“外藏”和“内藏”:“外藏”即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实行“自治”;“内藏”即除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四省所属藏族聚居区,中国政府可以派遣官员军队。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未签字并不予承认,“西姆拉会议”以破产而告终,“西姆拉条约”也成为一纸空文。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依然积极培植并支持西藏地方上层分裂势力,西藏地方上层分裂势力也一度幻想在英国支持下实现“自治”。直到晚年,曾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觉醒,1930年他在拉萨对当时的中央政府代表刘曼卿说:“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

 

  “大藏区”无视青藏高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在中国,一个民族往往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域,而一个行政区域又往往聚居着不同民族。在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毗邻区域,自古以来就生活着汉、藏、回、门巴、珞巴、羌、蒙古、土、东乡、保安、裕固、撒拉、傈僳、纳西、普米、怒等十几个民族,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共同主人。今天的西藏和川、滇、甘、青四省,都是多民族杂居区,这是中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果。由于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川、滇、甘、青地区的藏族不同部落分别由中国不同的省份管理,并和各地的其他民族长期交错相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域的藏族人民既保持着共同的民族特点,又在部落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各有特色。同时,不同区域的藏族与当地其他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非常频繁,特别是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拥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地域文化特色。

 

  “大藏区”完全脱离中国现实国情。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除西藏自治区外,还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成立了8个藏族自治州、1个藏族羌族自治州、1个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有的藏族自治州中还建立了其他民族的自治县。这种行政区划既充分照顾到民族分布的历史特点,又着眼于今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有利于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同繁荣发展,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是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4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一经建立,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或者合并;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界线一经确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实需要撤销、合并或者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以上可见,十四世达赖集团谋求建立“大藏区”,既有违历史,也违背现实,完全脱离中国国情。“大藏区”无视青藏高原数千年来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把各民族共同开发青藏高原的历史歪曲为单一民族的历史,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和分歧,图谋建立排斥其他民族的纯而又纯的“大藏区”,是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表现。

 

    ——“高度自治”是图谋制造“国中之国”,完全违背中国宪法和国家制度

 

  “高度自治”,又称“真正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是十四世达赖集团宣扬“中间道路”的又一核心内容。表面上,“高度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内,追求语言、文化、宗教、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自治权”。但是,在十四世达赖集团关于“高度自治”的言论中,还清楚地包括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国家制度的内容,“高度自治”实质是建立不受中央政府约束的“国中之国”。

 

  一是关于“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高度自治”宣称“除了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应由藏人负责并负有全权”,“自治政府”有权在外国设立“代表处”。这实质是要把“自治政府”置于不受中央政府约束的独立地位,推翻西藏自治区现行的各项政治制度而另搞一套。

 

  二是关于西藏的军事防务。十四世达赖集团提出,“只有中共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又提出,“应该召开地区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企图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和“中印之间的缓冲区”,把中国内部事务变为国际事务。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在西藏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十四世达赖集团反对中央政府在西藏驻军,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其“西藏独立”的政治用心。

 

  三是关于其他民族的权利。十四世达赖集团提出,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十四世达赖集团重要成员桑东2005年在一次讲话中声称:“整个藏人居住区要由藏人自己来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汉人等其他民族就像客人一样,不应以任何形式约束我们的权利。”如前所述,在十四世达赖集团所谓“大藏区”范围内,特别是青藏高原毗邻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各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形成了交错居住、互相依存的局面。十四世达赖集团要让这片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其他民族迁离世代居住的故土,透露出一种荒唐而恐怖的逻辑,即所谓的“高度自治”实现之日,就是青藏高原民族清洗之时。

 

  四是关于“高度自治”与“一国两制”。十四世达赖集团声称要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在整个“大藏区”实行“高度自治”,并且西藏情况更“特殊”,自治权利应当比香港、澳门更大。“一国两制”是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香港、澳门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西藏与台湾以及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而西藏始终处在中央政府主权管辖之下,根本不存在以上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的“高度自治”,“自治”是假,“独立”是真,目的是要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建立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大藏区”。如此的“高度自治”,根本没有实现的基础和条件。

 

  其一,“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中国各民族关系的精神和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8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十四世达赖集团的“高度自治”,根本无视西藏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其二,“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国现行国家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时就继承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全国拥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在中国,构成国家整体的组成部分是地方行政区域而不是成员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下级,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不存在任何与中央政府法理上地位平等的权力主体。“高度自治”否定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要求获得相当于国家层面的立法权,把地方对中央的隶属关系说成是政治实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对等关系。在中国,不存在中央和地方对等“谈判”、征得相互“同意”、建立“合作解决的途径”的问题。

 

  其三,“高度自治”根本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如前所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自治区域内,各族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各族公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同时也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5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自然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通过“高度自治”根本否定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佛教教义中的“中观”思想原本是主张摒弃“实有”和“恶趣空”两种偏见,不走极端。然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政治主张,只是借“中间道路”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弟弟丹增曲嘉以及其重要骨干桑东等“藏独”头目曾表示:“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自治将是个起步。”“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也对印度《对话》杂志表示:“西藏独立与西藏自治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辩证角度看,西藏独立是原则目标,西藏自治是现实目标。”为推行“中间道路”,分阶段实现“西藏独立”,十四世达赖集团极力包装自己,佯装迎合“世界潮流”,假借诸如“第三条道路”、“民族自决”、“民族自治”、“非暴力”、“双赢”等国际话语,把“藏独”诉求粉饰成追求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然而,由于彻底脱离中国国情与西藏实际,根本违背中国宪法、法律和基本政治制度,不管怎么包装都是徒劳的。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兜售“中间道路”时,总是借“和平”、“非暴力”等时髦话语来粉饰自己,掩盖其暴力和武装的本质,造成“慈善”假象,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在“和平”、“非暴力”等充满温情字眼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自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以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始终是暴力和“非暴力”两手并用,借“非暴力”之名行暴力之实。“和平”与“非暴力”,不过是十四世达赖集团欺世盗名的遮羞布,他们从未放弃过使用暴力推行“西藏独立”的路线。

 

  ——十四世达赖集团为达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从来没有放弃过暴力

 

  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武装袭击中央政府驻藏工作人员,大量残杀支持民主改革的藏族同胞。十四世达赖对此不但知情而且还明确鼓励。十四世达赖在其“自传”中曾这样写道: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枚火箭筒,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十四世达赖出逃印度后,重新组建武装部队,伺机“打回西藏”。1960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1962年,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组建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19611965年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共偷越边境204次,疯狂袭扰中国边防军队和边境地区的平民。

 

  十四世达赖集团曾经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武装支持。美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十四世达赖集团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际即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在西藏武装叛乱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派特工帮助十四世达赖逃亡,而且专门训练了从事“藏独”活动的武装分子,并空投大量武器装备。201268日,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神圣的表象》评论说,“纯粹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认的多得多。如今,巨大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这篇评论指出,十四世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关系与其“最高道德权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十四世达赖集团公开实行暴力日益不得人心,迫于形势压力,开始采用两手策略:一手是连续制造暴力事件,向中央政府施压;一手是宣扬“非暴力”,欺骗世人,掩盖暴力行径。在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划煽动下,20世纪80年代,西藏接连发生暴力事件。1987921日,十四世达赖在美国国会演讲,鼓吹“藏独”思想。927日,暴徒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呼喊分裂口号,围攻民警,并打伤多人。101日,暴徒在八廓街抢砸派出所,烧毁7辆汽车,数十名民警受伤。暴徒们声称:“达赖喇嘛要搞西藏独立,我们都要跟着干,谁要不跟着游行就砸谁的家。”198835日,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一批暴徒在大昭寺、八廓街等地,冲击党政机关和公安派出所,砸烧汽车、商店等,造成民警、民众共299人死伤。198935日至7日,拉萨再次出现骚乱,暴徒使用枪支袭击民警,造成1名民警死亡,40名民警受伤,107家商户、24个政府机关、小学和居委会被捣毁。1992311日,9名“藏独”分子用燃烧弹袭击中国驻印度使馆。

 

  更为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2008314日。这天,一群暴徒在拉萨市中心城区多点以石块、刀具、棍棒等为武器,对无辜路人、车辆、商铺、银行、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实施打砸抢烧,当地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事件中,暴徒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大量事实表明,“3·14”事件是十四世达赖集团精心策划和煽动的。事件发生后,十四世达赖通过其私人秘书处发表声明,将暴力事件美化为“和平抗议”。316日,十四世达赖接受英国BBC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与此同时,深受达赖影响的“西藏青年大会”(以下简称“藏青会”)通过“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藏青会”头目称,为了彻底胜利,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

 

  ——十四世达赖集团破坏象征和平的奥运会,充分暴露其“非暴力”的虚伪性

 

  奥运会是人类和平、友谊和进步的象征,为各国人民所欢迎和珍重。十四世达赖集团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滋扰破坏,是对其所谓“非暴力”形象的极大讽刺。

 

  20075月,“藏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时任“西藏流亡政府”头目桑东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战略计划》,决定启动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运动。之后在美国的“藏独”组织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义”构想。他们认为2008年是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利用奥运会前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有利时机”,图谋“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的行动给中国制造危机”。

 

  2007年年底,“藏青会”、“西藏妇女协会”(以下简称“藏妇会”)等“藏独”激进组织在印度召开会议,宣称将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200814日、25日,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组织新闻发布会,公布《“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在100多个网站上传播,称“将从2008310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310日,十四世达赖发表讲话,鼓动中国境内的不法分子采取暴力行动。“藏青会”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目前应紧紧抓住过去独立斗争中从未有过的重要契机,即今年的奥运会”,为了“西藏独立”,“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

 

  在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划组织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藏独”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了一系列干扰破坏活动。“藏独”分子多次破坏奥运会的重要仪式,包括冲击希腊的圣火采集仪式,在多国抢夺传递中的奥运火炬等野蛮行为,引起国际社会极大愤慨。

 

  ——十四世达赖集团漠视普通藏人生命,蛊惑纵容僧俗信众自我施暴

 

  20118月,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上台后明确提出“创新非暴力”运动。自此,十四世达赖集团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煽动境内藏族僧俗、信众自焚,造成中国部分地区接连发生自焚事件。2012529日,在“藏青会”为自焚藏人举行的烛光集会上,其头目宣称,“西藏独立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上长出来,而要靠我们的努力和行动,要付出代价”。2012925日至28日,十四世达赖集团召开第二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明确将自焚视为“最高形式的非暴力行动”,将自焚者视为“民族英雄”,为其建造纪念堂、筹措专项基金。此后的一段时间,十四世达赖集团大肆鼓吹“自焚不违背佛法”、“自焚属于殉教行为,是菩萨行”,诱骗藏区信众特别是一些阅世不深的青少年走上不归路,导致自焚事件陡增。

 

  中国公安机关侦破的一系列自焚案件,清楚地说明自焚事件是十四世达赖集团一手操纵和制造的。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格尔登寺是自焚事件发生最多的地方,事实证明,该寺发生的自焚事件与十四世达赖集团的策动有着密切关系。十四世达赖集团组织自焚一般通过四条途径:一是通过格尔登系寺庙和印度格尔底寺“新闻联络小组”联络,遥控策划自焚;二是由“藏青会”成员非法入境,煽动组织自焚;三是通过境外回流人员教唆自焚;四是利用网络和“藏独”媒体炒作造势鼓动自焚。

 

  十四世达赖集团还发布操弄自焚行为的《自焚指导书》,有系统地煽动、教唆境内藏人自焚。该书作者署名拉毛杰,曾连任过两届“流亡议会”“议员”。《自焚指导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鼓吹自焚者是“无畏的英雄,很伟大很光荣”,怂恿“男女英雄们”时刻准备牺牲生命;第二部分是教授如何做“自焚准备”,详细指导自焚者“时间上要选择重要日子”,“环境要选择重要的地方”,“留下书面或录音遗言”,“托一两个信得过的人帮助录像或照相非常重要”;第三部分是“自焚口号”,教唆自焚者呼喊统一的口号;第四部分是配合自焚的其他行动。《自焚指导书》完全是一部教唆他人自我施暴、制造恐怖气氛的死亡指南。撰写并传播《自焚指导书》,无疑犯有杀生的罪孽,与藏传佛教教义完全相悖。

 

  在公共场合的自我施暴本身就是暴力行为,目的是制造恐怖氛围和传导恐怖心理。在这个是非明确的问题上,十四世达赖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2011118日,自焚事件发生初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问题在这里,自焚需要勇气,非常大的勇气。”这实际上是对自焚者表示赞赏和肯定。201213日,他又为自焚辩解称,“自杀从表面看是暴力行为,但区分暴力与非暴力最终在于动机和目的,源于愤怒和憎恨的行为才是暴力”。显然,在他看来,自焚是“非暴力”行为。2012108日,他在接受专访时还说,“我非常肯定的是,那些自焚者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怀揣着真挚的动机,是为了佛法和人民的福祉,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是积极的”。在此,他已十分清楚地对自焚给予肯定和赞扬。达赖还利用其宗教领袖身份,亲自主持“法会”,带头为自焚者“超度”、“念经”、“祈福”,这对具有朴素宗教感情的信众很具煽动性和蛊惑力。

 

  尊重生命,反对暴力,是佛教的基本主张。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主张慈悲为怀,善待、爱惜、救护一切生命。不自杀,为佛陀所制定的重戒。在佛教经典中,自杀与教人自杀,皆属大恶。佛教《四分律》、《弥沙塞五分戒本》、《十戒律》等比丘戒律都规定:若比丘亲手自杀,或请别人杀死自己,或教别人自杀,此比丘便犯了杀生重戒,失去作比丘的资格,须驱出僧团。佛教还认为,劝诱、鼓励、赞叹自杀,及为自杀行为提供条件和方便,是一种严重的罪业。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藏人自焚的态度和做法,就是在教唆、诱导别人自杀,属犯罪行为。此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人类的基本良知和道德,而且严重践踏了佛教教义,与佛教生命观完全相悖。中国政府为维护人民权利,捍卫法律尊严,采取多方面措施制止自焚事件,挽救无辜生命,并对自焚事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挫败了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自焚实现“藏独”的图谋。

 

  ——十四世达赖集团煽动民族仇恨,培养崇尚暴力的“藏独事业”接班人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为实现“西藏独立”,始终没有停止在藏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和矛盾,挑拨离间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自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在讲话中不断宣称:“赤色汉人”是“怀中之蛇和令人生厌的东西”;“汉人就像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汉人把藏人看成牲口一般,进行残酷的折磨”;“自从汉人来了以后,西藏的痛苦就增多了,因此痛苦增多的根源在于汉人”;“汉人残酷、无情、凶狠,千方百计地消灭藏族”,“中共屠杀了100多万藏人”。近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还利用自焚事件强化仇恨教育,在所办学校展示自焚照片,强迫孩子们向自焚者致敬,攻击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强化民族隔阂和仇恨心理。

 

  成立于1970年的“藏青会”,是直接听命于十四世达赖的“藏独”激进组织,目的是为“藏独事业”培养“接班人”。“藏青会”章程规定,“遵从怙主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指引”,“致力于西藏自由、独立的正义事业”,“不惜生命代价”。“藏青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藏青会”多届主席都曾经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恐怖活动可以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200373日,时任“藏青会”主席的格桑平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多年来,“藏青会”不仅策划和煽动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参与暴力事件,还积极培训其武装和后备力量。他们在印度达兰萨拉设立了武装训练基地,组建“西藏自由战士协会”,进行武装破坏活动,并派人与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在西藏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很多暴恐事件,都与“藏青会”有直接关系。

 

  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培养“藏独”接班人的政治目的,制造“藏族孤儿”事件,导致骨肉分离,酿成人间悲剧。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20世纪60年代,十四世达赖与瑞士商人勾结,强行将近200名藏族儿童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谎称其为“孤儿”,安排瑞士家庭领养。十四世达赖此等所为,公然违背人伦道德,严重践踏儿童权利,为人类正义和善良所不容。

 

  十四世达赖集团为维系权威,排除异己,对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意见者采取暗杀、毒害等手段,实施政治和宗教迫害。20世纪90年代末期功德林活佛在家中被刺成重伤,赤江和松布两个年轻活佛遭到“死亡威胁”。这些事件都与十四世达赖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

 

  60多年前,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十四世达赖的合作,实现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十四世达赖叛逃国外后,中央政府始终是仁至义尽、给予出路。然而,十四世达赖在这60多年里则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了与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选择。

 

  ——达赖喇嘛的历史合法性源自中央政府,十四世达赖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曾作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最终背离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达赖喇嘛这个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的称号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达赖应召进京朝见清朝顺治皇帝,被册封并授予金册金印。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得以确立。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达赖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194025,国民政府颁布“府字第898号”令,批准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5岁男童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并根据西藏地方政府免于金瓶掣签的请求,特准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拨付坐床大典所需经费四十万元。222日,循历史定制,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与热振活佛一起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拉木登珠成为十四世达赖,其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关于达赖喇嘛制度的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批准认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195011月,西藏地方政府主张亲帝和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新中国领导人对他表示祝贺。在中央政府民族平等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十四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带着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写的亲笔信抵达中印边境小城亚东,劝导在那里观望形势的十四世达赖返回拉萨。新中国领导人在信中指出:“这个协议是符合西藏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帮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721日,十四世达赖启程返回拉萨。1024日,十四世达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声明完全接受《十七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尊重十四世达赖的固有地位,给予其崇高荣誉并积极争取他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但他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十七条协议》规定:“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给予十四世达赖很高的政治待遇。1953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十四世达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国家大事,拥护和赞成第一部宪法草案。十四世达赖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的成绩,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他还说:“敌人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完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在这次会议上,十四世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西藏地方领导人历史上在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在北京期间,新中国领导人多次接见十四世达赖,与他谈心。十四世达赖撰写《毛主席颂》,歌颂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会主任。他在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十七条协议》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十世班禅返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等问题上,他一度做出了积极姿态。

 

  然而,在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和支持下,十四世达赖罔顾作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和伦理,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暗中从事分裂国家活动。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为抗拒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对于十四世达赖的两面派手法,中央政府早有洞察。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出:“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1955年由北京回去就开始了。1957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1958年布置了两年。”十四世达赖对自己阳奉阴违的做法直言不讳,他在1965年曾称,在1951年至1959年的九年间,“一边在口头上说我们为能回到祖国大家庭而高兴,为能同祖国大家庭中的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高兴之类的话的时候,在心中也隐藏着一句话”,“此话就是:西藏要自由独立”。

 

  ——发动武装叛乱后,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仁至义尽,在一段时间内仍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但他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同时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对十四世达赖的叛逃,中央政府决定不加阻拦,并以其被劫持的说法,为其留有余地。同时,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195910月,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

 

  然而,叛逃后的十四世达赖在叛国途中即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矢口否认其曾经表示的爱国立场和作出的爱国承诺,公然与中央政府决裂,走上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19596月,十四世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声称“西藏实际上一向是独立的”。1963年,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元首”,“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

 

  19641217日,中国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十四世达赖改正错误指明出路,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但他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

 

  爱国是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为增进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对祖国建设成就的了解,从19798月到1980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十四世达赖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十四世达赖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令人遗憾的是,十四世达赖非但没有接受中央的善意和提供的宝贵机遇,反而顽固坚持“藏独”立场,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丧失了与中央政府和解的时机。十四世达赖派出的回国参观团利用中央政府“来去自由”政策,四处鼓吹“西藏独立”,煽动民族仇恨,非法干扰和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应十四世达赖方面的请求,开始不定期地与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19792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时就达赖回国问题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这是根本问题”。“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爱国不分先后。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1989年后,随着苏联、东欧形势发生剧变,十四世达赖错误地估计形势,宣称“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声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十四世达赖拒绝了这次邀请。1993年,十四世达赖单方面宣布中断与中央政府的接触。1995年,十四世达赖公然否定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认定其所谓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即使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向十四世达赖指明出路。1997年,中央政府指出:“只要达赖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迄今为止,中央仍坚持这一基本原则。2003年,中央再次指出:在西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个坚持”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也是接触商谈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央一再强调,接触商谈的两个基本点是:第一,接触的对象只能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流亡政府”,不管名称如何变化,由谁掌管,都只是一个背叛祖国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代表不了西藏人民,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同中央“对话”的资格。第二,接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至多加上他身边个别人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以解决其余生怎么办的问题,西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制度是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根本不可能讨论什么“西藏问题”、“高度自治”问题。

 

  从1979年至2002年,中央政府13次接待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2002年至20101月,又10次同意他们回国。然而,十四世达赖屡屡辜负中央期望,不但始终坚持“中间道路”那一套违反中国宪法、实质分裂祖国的主张,而且策划制造了暴力干扰北京奥运会、拉萨“3·14”事件和自焚事件等破坏活动。2011年,十四世达赖宣布政治“退休”,与中央政府接触的私人代表不久也宣布辞职。此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公然宣称以所谓“政府”名义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公然破坏接触商谈基础,造成接触商谈无法进行。

 

  30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调整策略,几次擅自终止与中央的接触商谈。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不利时,就要求与中央进行接触;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有利时,就中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始终没有停止在国内外的分裂祖国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对十四世达赖本人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达赖只有公开声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才谈得上改善与中央的关系。”中央政府希望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够丢掉幻想,正视现实,改正错误,选择客观理性道路,为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做些有益的事。

 

  结束语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稳定、反对动乱,西藏才会有光明前途。任何人和任何势力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只能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十四世达赖集团鼓吹的“中间道路”,以“西藏独立”为政治目的,背离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违反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十四世达赖集团只有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真正做些对国家和对西藏有益的事情,才会有出路。

 

  西藏的未来属于西藏全体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西藏的明天将更加美好。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藏各族人民将同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一道,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2015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旧西藏的黑暗与落后

 

  二、走上发展进步道路

 

  三、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五、大力增进人民福祉

 

  六、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结束语

 

 

 

    前言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而确定的。目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面积的大小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地位分别相当于省、设区的市和县。

 

  在中国,西藏是一个藏族占多数的民族聚居区,目前总人口317.55万,其中藏族占92%以上;除藏族外,西藏还有汉族、蒙古族、回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僜人、夏尔巴人等40多个民族成分。根据中国宪法,国家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西藏自治区,并设有门巴、珞巴、纳西等民族乡,依法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政治权利。

 

  自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和1965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西藏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西藏成功地走上了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平等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实现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成为管理西藏地方社会事务、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西藏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虽然西藏自治区从成立至今只有50年,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今日的西藏,是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一、旧西藏的黑暗与落后

 

  直至20世纪50年代,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种存在了几百年的黑暗制度,扼杀人权,摧残人性,是人类社会最为落后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既无民主权利,也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各项基本人权根本得不到保障。旧西藏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十分遥远。

 

  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农奴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丧失了基本人权。

 

  旧西藏实行以《十六法典》《十三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对广大农奴实行野蛮压迫。这些《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被认为是天生高贵的人,处于最上等地位,而广大农奴则被划为下等人。命价也有高低不同,上等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屠夫、铁匠等下等下级的人,“命价仅值一根草绳”。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也不相同。仆人使主人受伤的,要砍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则不付给任何赔偿费。农奴主和农奴在法律上的地位极其不平等,农奴主拥有对农奴和奴隶的生杀予夺权,他们用剜目、割肉、割舌、断手、剁脚、抽筋、戴铐等野蛮刑罚,来维护对农奴和奴隶的统治。

 

  旧西藏的噶厦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人不无主、地不无差”,三大领主强制占有农奴人身,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作为土地的附属物束缚在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收回牲畜、农具、差地,降为奴隶。三大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用于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注定终身为奴。农奴如果被迫流落外地谋生,要向原属领主交“人役税”,持交税证明,才不至于被当作逃亡户处理。

 

  1940年前往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对旧西藏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以及人民的悲惨痛苦处境有这样的描述:“西藏因地处高寒,农产稀少,人民生活本极困难,而西藏当局压迫剥削更无所不用其极,使藏民生活堕入人间地狱,其苦乃不可言。西藏当局视人民直如奴隶牛马,照例不付代价,即伙食马料亦须由人民自备,而差徭纷繁几无宁日,人民受扰之剧可以想见。政府复可一纸命令无代价的征收人民之财产,或将此种财产赏给寺庙或贵族中之有功者。总之,在西藏境内,人民已失去其生存与自由之保障,其生活之痛苦实非言语所可形容也。”

 

  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农奴没有生产资料,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

 

  旧西藏,占人口只有5%的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全部的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多达95%的农奴,包括“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朗生”(一无所有,世代为奴),却不掌握生产资料,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

 

  农奴遭受的第一重剥削是地租。在庄园里,农奴主把土地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为农奴主的自营地,一小部分是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耕种的“份地”。农奴为了领得“份地”,必须自带工具和口粮,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服劳役。这些无偿的劳动,就是缴纳给农奴主的劳役地租。而农奴在“份地”里收获的大部分粮食最终又都被领主收走了。“差巴”一年所得不过二三百斤,连糊口都不够,主要靠吃野菜和野草,再掺上一点粮食过日子。除了通过劳役缴纳沉重的地租外,农奴还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

 

  农奴遭受的第二重剥削是乌拉差。乌拉差是一种包括徭役、赋税、地()租在内的含义十分广泛的差税总称。旧西藏仅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地方政府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80%。乌拉差役又有内、外差之分。内差是农奴向直接依附的领主及其代理人支的差役。外差是农奴给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支的差役。其中农奴负担最重的是运输差。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奴长年累月跋山涉水为地方政府运输物资,支差之苦正如谚语所言:“靴子无底,牛背无毛。”

 

  农奴遭受的第三重剥削是高利贷。在旧西藏,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高利贷剥削者。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西藏很多寺庙也参与放债,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30%。贵族绝大多数也放高利贷,债息在其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频繁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数的90%以上。农奴所负的债务,形式上分为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13以上是子孙债,也称旧债,是祖祖辈辈欠下的。这种债由于利上加利,永远也还不完。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着社会进步。直到1951年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现代工商业,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西藏与外界几乎隔绝;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原始耕作状态,劳动工具原始简单,牧业基本是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且退化,整个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十分低下,社会发育程度极低。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当时人民的情形:“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广大人民没有基本的生存权,更没有发展权。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学习民族的语言文化,到20世纪50年代时,西藏仅有2000多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广大人民没有经济发展权,三大领主只从农奴那里榨取暴利,却不更新生产工具,农奴没日没夜地劳作,也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产品,没有社会再生产的能力。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之野蛮、残酷、落后,犹如黑暗的欧洲中世纪。1904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有这样的描述: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

 

  二、走上发展进步道路

 

  西藏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是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的正确选择,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和平解放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日甚一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西藏地区也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1888年和1904年,面对英国的侵略,西藏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国力的衰落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没落,抵抗以失败告终。英国通过强迫当时的清朝政府甚至绕开清朝政府直接胁迫西藏地方政府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在西藏攫取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一系列特权。经济上开设商埠,强行通商,划定江孜、亚东为商埠,常驻英国商务代表,设立固定的官方机构。军事上驻扎军队,在江孜常驻一个连,在亚东常驻一个排。建立由英国人管理、经营并为掠夺服务的基础设施,包括邮电设施和驿站等,长期为英、印人员和少数西藏分裂分子提供服务。

 

  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是西藏各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迫切愿望。1949101日新中国成立,对西藏人民产生巨大鼓舞,他们热切盼望中央人民政府早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十世班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热忱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请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194912月,遭受亲英势力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

 

  在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515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第一条便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在“十七条协议”中,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诺,“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5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全面拉开进军西藏序幕。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藏,支持帮助进藏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西藏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是实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此彻底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命运,为实现西藏各族人民翻身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障。

 

  ——废除封建农奴制,实现人民翻身作主

 

  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走到了尽头。1959310日,西藏反动上层为永保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不变,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地区发起全面武装叛乱。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人民翻身解放,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重要社会历史条件。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人民政权,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制度条件。到1960年底,全区成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级政权283个;78个县(包括县级区)8个专区()也成立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有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基层干部成长起来。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并且有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

 

  19614月,西藏各地乡一级基层普选开始,百万翻身农奴开始行使从来没有过的民主权利。19658月,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西藏大约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的乡人民政权,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选出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废除农奴主的经济特权,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利,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封建农奴制度不仅侵犯人权,摧残人性,而且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保障。民主改革中,约2万朗生安了家,得到安家粮504万斤。民主改革解放和发展了西藏的社会生产力,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废除农奴主的宗教特权,打碎了精神枷锁,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思想文化条件。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宗教直接掌握在农奴主手中,被异化为实施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三大领主为了使封建特权神圣化,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凡是与其意志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和科技知识,都被视为异端邪说,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民主改革后,西藏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人民群众从政教合一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成立自治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政府领导人毛泽东接见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并告诉他们,“今后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直接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做准备。”两人均表示同意。之后,根据宪法中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中央着手西藏自治区成立事宜。195411月,中央提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意见。19553月,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西藏建设的有关问题。此后,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具体指导。19564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新落成的拉萨大礼堂隆重举行,包括西藏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教派和各群众团体在内的300多名代表参加或列席了大会,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广泛代表性的人士欢聚一堂,民主协商、共议大事。十四世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世班禅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一个具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步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使自治区成立工作得到积极推进,但1959年武装叛乱的发生,严重影响了自治区成立工作的进行。平息叛乱后,自治区成立工作得到顺利进行。

 

  19659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机关及其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此,西藏人民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走上了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壮、朝鲜、满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汇聚成为统一稳固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理念便已形成。公元前221年,秦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在全国设郡县加以统治。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及汉以后的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藏族和其他民族的祖先,从远古就生活在西藏高原上,并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3世纪元朝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起,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将西藏纳入统一国家的前提下,还采取了“因俗而治”“因事而治”等特殊的政策,在行政建制和治理方式上,采取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差异的措施。

 

  元朝(12711368)时期,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在西藏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央直接管理西藏军政事务。元朝派军驻扎西藏,在宣慰使司下设13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元朝在西藏还设立大小驿站,通往大都;派官员入藏进行三次户口清查。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后来噶举派取代萨迦派的地位,元顺帝时封其首领强曲坚赞为“大司徒”。

 

  明朝(13681644)时期,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施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在经济上,发展茶马互市,促进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和往来;在机构设置上,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设立“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在西部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清朝(16441911)时期,由理藩院(清末改为理藩部)主管西藏事务。1653年和1713年清朝皇帝册封兴起于明末的格鲁派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后来又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完善了活佛转世制度。1727年,清朝中央在西藏建立驻藏大臣制度。1751年,乾隆皇帝授命七世达赖执政,建立噶厦,设噶伦四人。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中华民国(19121949)时期,中央政府继续对西藏实施主权管辖。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为蒙藏院,取代了清朝末年的理藩部职能,派驻藏办事长官履行驻藏大臣职权。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了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的议员直接参政的权利。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认定、坐床,均经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批准。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起就主张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积极探索实现民族平等、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考虑中国的历史国情和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新中国在选择国家结构形式时,没有选择复合制的形式,而是选择了单一制的形式,确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少数民族在国家生活中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正确选择。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

 

  同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各自治地方在国家生活中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自治权利,在自治地方有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

 

  在经历了1951年和平解放和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于1965年成立自治区,正式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这一制度既继承历史传统,又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意义;既符合国家和西藏地方的历史传统,又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既是自治机关,也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构,根据本地方的实际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在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上,西藏自治区各民族人民实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一制度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和根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西藏各族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中国宪法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各民族代表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人民政府主席等都做了规定。在西藏,各民族人民依法直接选举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西藏人口较少的门巴族、珞巴族在全国人大及西藏各级人大中也均有自己的代表。

 

  2012年至20131月,在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西藏全区有94%以上的选民分别参加了县、乡直接选举。西藏现有各级人大代表34264名。其中,全国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66.7%,自治区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70.2%。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5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4名,常委会主任、副主任1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8名。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

 

  西藏各族人民充有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按照中国宪法规定,西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省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自治区最高权力机构,代表西藏人民依法行使了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听取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上述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制定重要地方性法规,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决定;审查、批准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选举产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自治区主席、副主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截至20157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批准地方性法规和作出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共300件,其中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123件,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148件,废止29件,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物保护、生态环保等各个方面。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每年对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财政预算报告》和自治区“两院”的工作报告进行协商讨论,先后组织委员参与西藏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协商讨论,以全委会、常委会、主席会议、民主协商会议、专题座谈会议、委员视察、调研、提案及举办“经济发展论坛”等形式,为西藏自治区“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代表西藏各界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如在执行全国性法定节假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机关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列入自治区的节假日。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西藏自治区将职工的周工作时间规定为35小时,比全国法定工作时间少5小时。1981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西藏少数民族历史婚俗等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将《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结合西藏实际情况,自治区还先后制定实施了多项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条例和补充规定。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定》等多部地方法规。

 

  ——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

 

  中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为了保障西藏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依照宪法规定,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治区历来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65年自治区成立初期,全区只有76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到1976年少数民族干部已发展到1.68万人;到1986年底,全区有3.1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到1994年底,有4.4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到2014年底,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有11万多人,与自治区成立之初相比增长13倍多,占全区干部总量的70%以上。

 

  目前,西藏自治区省级领导干部中有33名少数民族干部,地厅级干部中有45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地()、县()党政正职大部分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乡镇(街道)党政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占70%以上,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中都依法配备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自治区十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代表、委员均占到70%以上。此外,还有一批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在西藏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均占80%以上。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热地、向巴平措等先后担任国家级领导职务。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没有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就没有各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实现民族平等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中央政府和自治区坚持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政策,通过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各民族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全国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等,形成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央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十分关心西藏各族人民的福祉,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以优惠的政策和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推动西藏的发展进步。从1952年到2014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财政补助达6480.8亿元,占西藏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92.8%1980年以来,中央先后六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对西藏的发展建设作出整体规划。从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实施对口支援西藏的政策,安排60个中央国家机关、18个省市和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20年来,先后有七批4496名优秀干部、1466名专业技术人才进藏工作,实施援藏项目7615个,投入援藏资金260亿元,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每年9月为“民族团结月”。2010年之前,自治区党委、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达1756名,涌现出像孔繁森、李素芝等一大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从2012年起,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每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大会,共表彰模范集体2089个、模范个人3224名。2013年,拉萨市成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地区、市、盟)”试点。近年来,西藏军区军史馆、江孜宗山抗英遗址、自治区博物馆、西藏民族学院、拉萨海关先后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五、大力增进人民福祉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西藏各族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和谐安宁。

 

  ——现代化发展水平日益提高

 

  西藏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3.2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920.8亿元,增长281倍。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高达12.4%1965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239万元,2014年达到164.75亿元,年均增长高达14.46%,自我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全区工业增加值由1965年的0.09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66.16亿元,增长735倍,年均增长14.4%。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1965年的6.7%提高到2014年的36.6%2014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64.51亿元,比1965年的0.89亿元增长了409倍,以年均13.1%的速度递增;进出口总额达22.55亿美元,比1965年的0.07亿美元增长了321倍,年均增长12.5%

 

  藏医药业、民族手工业、绿色食饮品和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得到优先发展。目前,7个产业带初步形成,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个,培育地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95家。建工、矿业、旅游、藏药、商贸等九大集团相继组建。藏药产业初具规模,全区藏药企业18家,藏药品种360多个。天然饮用水产量突破30万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4年接待游客1553万人次,比旅游业起步时的1980年增长4436倍,年均增长28.0%;实现旅游总收入204亿元,增长20400倍,年均增长32.8%

 

  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交通更加便利。以拉萨为中心,东连四川、云南,西接新疆,北连青海,南通印度、尼泊尔,地市相通,县乡连接的公路交通网络基本建成。2014年底,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5万公里,次高级以上路面里程达到8891公里,占12.6%。全区74个县中65个县通了柏油路,占88%690个乡镇通公路,通达率99.7%5408个行政村通公路,通达率99.2%。格尔木至拉萨、拉萨至日喀则铁路相继通车运营,拉萨至林芝铁路开工建设。组建了西藏航空公司,区内通航机场5个,8家航空公司在藏运营,开通国内外航线48条,通航城市达33个,形成以拉萨贡嘎机场为中心,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和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线的五大民用机场网络。

 

  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设。拉萨环网工程和输变电工程、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川藏电网联网工程建成投入运行,结束了西藏电网孤网运行的历史;直孔电站、狮泉河电站、雪卡电站、羊八井地热电站、拉萨火力发电等应急电源项目建成发电,区内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项目藏木水电站发电,能源点建设加快推进。2014年全区电力装机规模达到169.7万千瓦,全年发电量32.2亿千瓦时。组织实施了那曲尼玛县、双湖县及阿里71镇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项目,累计示范推广光伏系统3万套,建设光伏电站90座,太阳能路灯1200多盏,总装机容量8000千瓦。2012年底,实现行政村全部通电,基本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以光缆、卫星、网络为主的现代通讯网络体系已逐步建立健全。现在的西藏已进入了卫星、光缆、网络、信息新时代。全区光缆线路长度达到9.7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为3万多公里,累计实现74个县、668个乡镇通光缆,乡镇通光缆率为97.8%;实现5261个行政村移动信号覆盖。全区互联网用户达到217.7万户,普及率为70.7%,农牧区移动互联网覆盖率达到65%以上。

 

  ——人民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更加充实富裕。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16元,比1978年的565元增长38倍,年均增长10.7%;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59元,年均增长10.9%。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仅为9.48%1990年提高到11.52%2000年为19.43%2010年达到22.67%。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富裕起来的农牧民盖起了舒适宽敞的新房,有的还购买了汽车。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为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西藏从2006年起在全国率先提出全区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到2013年,全区累计投资278亿元,完成46.03万户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使230万农牧民群众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房屋,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0.4平方米,生活条件得到历史性改善。自治区不断加大对周转房建设的投入力度,共建设周转房66076套,总建筑面积404.42万平方米,总投资88.09亿元。积极实施拉萨供暖工程,自2012年开工以来,建成燃气主干管网63公里、燃气次干管网256公里、庭院管网1200余公里,已完成居民小区及单位供暖项目建设768个、10.7万户、2136万平方米,拉萨城区基本实现供暖全覆盖,彻底结束了祖祖辈辈靠烧牛粪取暖的历史。

 

  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洁美丽。大力实施水、电、路、气、通讯、邮政、广播电视、优美环境“八到农家”工程,基本解决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广播电视、乡乡通宽带,完成4500个行政村人居环境建设,近24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能源,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到95%以上。2010年,自治区按照“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家园”的要求,开展人居环境和综合环境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44亿元,实施4500个行政村村容村貌及环境整治。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062014年实施贫困户、大骨节病搬迁和“兴边富民行动”,使11.63万户贫困群众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20%30%。昔日许多低矮、阴暗、人畜混杂居住的土坯房变成了安全适用的住房。扶贫开发项目的实施,使57.8万户、260万人受益。新修和维修乡村道路3223公里,水渠3371.6公里、水塘347232.94万立方米,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30万亩,新建农用桥883座、12834米,温室4583座,棚圈3.5万套。改良天然草场、草场围栏、人工种草28.78万亩,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农牧民收入明显增加,2003年以来连续12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生活在每人每年2300(2010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下的全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0年的117万人减少到2014年底的61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6万人。贫困人口占全区农牧民人口比例,由2010年的49.2%下降至2014年的23.7%2006年以来,直接、间接落实强农惠农补贴资金累计达到706.36亿元,落实粮食直补资金1.89亿元,落实农资综合补贴3.58亿元,落实家电、家具下乡补贴资金3.4亿元。这些补贴政策提高了农牧民群众收入,提高了农牧民的购买能力,提升了农牧民的生活品质。

 

  社会保障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2014年,西藏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以内,新增就业4.3万人,提供高校毕业生公职岗位1.1万个,各援藏省市和中央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5335个,1500多名高校毕业生实现了区外就业,全区公益性岗位总量达3万个,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26018人,2500多户零就业家庭实现了动态消零,就业形势稳定。近年来,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继续加强“五大险种”保障制度,完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免费意外保险,建立了寺庙僧尼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全区各项社会保险参保达260.6万人次。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水平达3338元,居全国前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月534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年2231元,五保户供养标准提高至每年3873元,分散供养标准提高至每年3874元,集中收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达到月人均1200元。及时发放城乡困难群众慰问金。2013年底,全区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共有263个,公办儿童福利院8所,民办儿童福利院2所。72%有意愿的五保对象实现集中供养,5900多名孤儿得到有效救助。

 

  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目前,西藏已经建成了中、西、藏医结合,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覆盖全体农牧民,全区已建成71个县医院和678个乡镇卫生院,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2014年底,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430所,每千人病床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3.79张和4.08人,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医疗卫生网络。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30万元、20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年人均38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75%左右。农牧民人口100%被纳入到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中,农牧区医疗政府补助标准达到年人均420元,最高报销补偿限额达6万元,政策范围内报销补偿比例达到80%以上。寺庙僧尼等人群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取消了医疗救助起付线,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医疗救助城乡一体化和社会全覆盖。对城乡居民实施免费健康检查,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9%2013年,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到154.5110万人和19.97‰。人均寿命由20世纪50年代的35.5岁增加到68.17岁。全区实现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教育事业日新月异,实现学有所教。全区所有县()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个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农牧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面落实,政策和资金覆盖率均达到100%。“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政策覆盖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且不断提高标准,年生均标准已提高到3000元。全面启动实施城镇三年、农牧区两年学前双语教育工程。2014年底,幼儿园在园幼儿达8万多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60%2014年底,全区拥有普通高等院校6所;中等职业学校9所,在校生1.7万人;高级中学22所,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93所,十二年和九年一贯制学校各3所,小学829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64%,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0.57%以内,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以上。1984年,中央政府作出“在内地为西藏办学培养人才”的重大战略决策,现有21个省市办有西藏班(),已累计为西藏培养了大中专毕业生3.2万余人。目前西藏不仅有了自己培养的硕士、博士,而且有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专家、学者,逐步建立了近30个科研院所,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9709人,学科领域涉及历史、经济、人口、语言、宗教和农业、畜牧、林业、生态、生物、藏医药、盐湖、地热、太阳能等数十个门类。其中,藏学、高原生态、藏医药等学科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产生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

 

  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人们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全区已建成群众艺术馆8座、公共图书馆5座、博物馆3座,建成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74座,乡镇综合文化站692座,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自治区分中心、7个地市支中心、74个县支中心、692个乡镇基层点、5389个村基层点,区、地、县、乡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初步形成。投资近13亿元的“十二五”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推进,到2015年底,西藏将基本实现“地市有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馆藏文物丰富地区有博物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或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乡乡有综合文化站,53%的县国有艺术团有排练场”目标,公共文化设施总量将达到790个。建成1600余个文化广场,形成拉萨雪顿节等群众性、常态化品牌文化活动90个。全面启动了公共设施的免费开放工作,近5年来,全区公共文化设施共开展免费群众文化活动4万余场,受益群众达到800余万人次。全区专业文艺团体和县民间艺术团年均下乡演出近1万场次,送书下乡10万余册。

 

  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累计出版各类图书(教材)19052种、2.8263亿册。西藏音像出版社、雪域音像电子出版社2014年出版音像电子产品11537.96万盘。报纸、期刊分别发展到25种、35种。全区出版发行单位发展到576家,其中区、地、县新华书店89家,边境口岸新华书店5家,民营发行网点482家。2014年全区共发行图书约3395万册,图书销售码洋3.23亿元。全区印刷企业38家,其中规模以上重点印刷企业1家。2014年全区印刷业总产值3.6亿元。目前,全面建成5609个农家书屋、1700多个寺庙书屋,实现所有行政村有农家书屋、寺寺有寺庙书屋,有效解决了农牧民群众和寺庙僧尼读书难、用书难问题。

 

  广播影视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已累计新建、改扩建100瓦以上调频转播台78座,50瓦以上电视转播发射台78座,中波广播发射台27座,卫星地球站1座,村村通广播电视站9371座,全区所有的1787座寺庙实现了广播影视全覆盖。目前,有省级广播电台15个频率,听众遍及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有省级电视台14个频道,其中,藏语卫视已在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周边国家部分落地,全台节目实现数字化,覆盖全国人口7亿多人;有地市级广播电台6座,电视台1座。目前,全区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由1965年的12%0%提高到现在的94.78%95.91%90%以上农牧户实现了“户户通”。通过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农牧民每家每户能够收听收看到4070多套数字广播电视节目。目前,全区共有566个电影机构,其中478个农村电影放映队全部实现数字化放映。

 

  六、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藏文化。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成立50年来,在尊重、保护、传承和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当今西藏,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藏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得到有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均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西藏学校教育全面实行藏汉双语教育,藏语文在学习中传承。目前,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语文同步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开设藏语文课(包括内地西藏中学),其他课程用汉语文授课。在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考试中,藏语文作为考试科目,成绩计入总分。学前、中小学现有双语教师30642人,中小学校有藏语专任教师约5800人。西藏自治区已编译完成从小学到高中共13门学科的821种课本、410种教学参考书、56种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和73种教学辅助用书。藏语文在使用中得到弘扬。自治区大型会议和行文坚持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司法机关在执法、法治宣传等工作中着重使用藏语文,农牧、科技等涉农部门也加强藏语文的使用。2014年,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547种、1302.5万册,其中藏文图书种数占比超过80%;共有14种藏文期刊、11种藏文报纸出版发行。目前,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共开办有42个藏语(包括康巴话)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天播音达21小时15分钟,康巴话广播频率每天播音18小时,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实现了24小时滚动播出。此外,藏语文在邮政、通讯、交通、金融等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国家建立了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藏医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天文历算研究所等一批教育培训基地和门类齐全的研究机构。几十年来,西藏先后组织了大规模、有系统的普查、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收集各种音乐(歌曲)、曲艺一万多首,文字资料3000多万字,录制了大量音像资料,拍摄图片近万幅,发表有关藏民族传统文化学术论文1000多篇,整理出版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等10大文艺集成志书和文艺研究专著30多部,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古籍261部,诸多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抢救和有效保护,重新焕发出光彩。2005年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正式启动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投资近2亿元,对藏戏、格萨尔、传统歌舞、手工技艺等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保护,基本形成了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西藏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00余项,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10个资源种类。其中,藏戏和《格萨尔》史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89个,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个,自治区级项目323个,代表性传习场所113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68名,自治区级传承人350名。国家珍贵古籍158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4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4个,“西藏自治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65个。拉萨雪顿节、山南雅砻文化节等一大批群众性文化传统节庆得到恢复和创新,成为地域性民族文化品牌。

 

  文物得到有效保护。50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藏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重点实施了西藏自治区所辖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时修缮和保护了大批文物。投资10亿余元的“十二五”46项重点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目前进展顺利。《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办法》等一批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西藏重要历史和革命文物发掘工程有效加强,第三次全区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共调查录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物241处,各类文物点4277处。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启动,初步统计,全区可移动文物将达数百万件。野外文物看管人员得到落实,全区文物安全进一步加强。贝叶经普查保护和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等陆续整理出版。目前,全区有世界文化遗产13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9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78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

 

  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今天的西藏,多种宗教并存,既有藏传佛教、苯教,也有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依法受到保护。

 

  宗教活动得到尊重和保护。目前,西藏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7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西藏自治区和7个地市均设有佛教协会,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办有西藏佛学院、藏经文印经院和藏文会刊《西藏佛教》。藏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过宗教生活,进行社会宗教活动。在西藏自治区,各大宗教的各种传统节庆活动正常进行,大型宗教活动如转神山神湖活动、萨噶达瓦节、展佛节、跳神节、朝觐等40多种群众性重大宗教节庆活动得以保护和继承。信教群众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在西藏到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以及堆积的刻有佛教经文的嘛呢堆。各大寺院内常年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西藏信教群众享受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为满足不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目前西藏还有清真寺4座,天主教堂1座。这些宗教也依法得到了尊重和保护,依法依规开展正常宗教活动,与其他宗教平等和谐相处。

 

  藏传佛教文化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始终把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给予有效保护,不断加强对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中央政府支持4000多万元,组织上百名藏文专家,历时20余年,完成了对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校勘出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因明七论庄严华释》《慈氏五论》《释量论解说·雪域庄严》等陆续整理出版。已经印出《甘珠尔》大藏经达1490多部,还印出大量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宗教研究机构、高僧、学者的有关佛教专著,如《贝叶经的整理、研究》《西藏拉萨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西藏宗教源流与教派研究》《活佛转世制度》《郭扎佛教史》《西藏苯教寺庙志》《中国藏传佛教寺庙》《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等,都正式出版发行。

 

  寺庙得到维修和保护。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每年都拨专项资金和黄金、白银等用于寺庙的维修、修复和保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14亿多元对西藏文物和重点寺庙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国家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斤、白银2000多公斤及大量珠宝,修复了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为修建十世班禅灵塔祀殿,国家一次就拨专款6620万元、黄金650公斤。1994年,国家又拨款2000万元,继续修复甘丹寺。从1995年开始,中央财政通过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对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寺庙维修与保护予以积极支持。

 

  活佛转世有序进行。活佛转世制度作为西藏宗教特有的信仰和传承方式,得到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国家制定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1995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据最新统计,西藏现有活佛358名,其中60多位新转世活佛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得到认定。

 

  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制度不断完善。自治区制定出台《办好西藏佛学院分院的意见》《西藏佛学院学衔授予办法(试行)》,在北京和拉萨分别建有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西藏佛学院,作为藏传佛教高级宗教人才培养基地,系统招收培养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西藏60多座各教派寺庙开办有寺庙自办的学经班,完全按照传统习惯进行宗教学修和学位学衔的考核晋升。2005年开始,每年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考试和授予仪式,在大昭寺和拉萨三大寺进行格西“拉让巴”学位考试。截至目前,已有84名学经僧人获得了格西“拉让巴”学位,46名僧人获得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拓然巴”高级学衔。

 

  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多年来,西藏自治区政府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近年来,自治区政府提出了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建设生态西藏、美丽西藏的战略目标,对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全面实施。2009218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以下简称《规划》),提出投资155亿元,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共落实投资56.46亿元,《规划》确定的天然草地保护工程、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重要湿地保护工程、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生态安全屏障监测工程3大类10项工程得到全面实施。

 

  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护。目前,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处,总面积41.2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4.35%。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22(国家级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个、国家森林公园9个、国家湿地公园10个、地质公园4(国家级3),使西藏拥有的14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8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196种西藏特有动物物种、855种西藏特有植物物种以及重要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西藏大中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居全国前列,藏羚羊种群数量由1995年的5万-7万只上升到目前的20万只以上,黑颈鹤由1995年的10003000只上升到目前的7000只左右,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增。

 

  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据2014年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西藏森林覆盖率已达11.98%,森林面积1471.56万公顷,森林蓄积量22.62亿立方米,天然林蓄积22.61亿立方米、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267立方米/公顷、重点公益林面积1011.27万公顷。西藏已经创造了人均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天然林蓄积、乔木林蓄积、重点公益林面积5项指标全国第一。第四次与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比较,西藏荒漠化土地减少了7.89万公顷,沙化土地减少了6.57万公顷,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扩展趋势得到遏制并首次出现逆转。截至2014年底,西藏有天然草地面积8433万公顷,其中可用天然草地面积7067万公顷。

 

  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在西藏实施森林、草地等生态补偿政策,每年全区落实各类补偿资金40余亿元。国家制定《西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从2010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7.72亿元,对全区生态公益林实施补偿。在200920105个县开展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试点工作的基础上,2011年开始在全区74个县区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机制政策,每年落实补助奖励资金20.0981亿元,既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又促进了农牧民增收。国家实施了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转移支付政策,将西藏18个县纳入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2014年落实资金10.83亿元。这些措施有效保护了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公益林、基本草原及重要生态区域。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先行先试。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的通知》,西藏山南地区、林芝地区被列为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将着力在独立进行环境监督和行政执法、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和企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终身追究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区位重要、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

 

  中科院和相关部门的监测评估显示,西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生态质量稳定向好。西藏生态系统类型拥有除海洋生态系统之外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仍然是中国和全球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水、气、声、土壤、辐射及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良好状态,全区的江河、湖泊、森林、草场、湿地、冰川、雪山和野生动植物等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

 

  结束语

 

  过去的50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地方的实际,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然而,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不断鼓吹“中间道路”,大肆兜售“大藏区”“高度自治”,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定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的发展进步。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分裂行径,完全违背了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极大损害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当前,西藏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西藏各族人民必将在更高的起点上谱写当家作主的新篇章。

 

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5年9月)

 

  目录

 

  前言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

 

  三、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四、改善民生造福各族人民

 

  五、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六、依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八、发挥兵团特殊作用

 

  九、国家对新疆的支持与帮助

 

  结束语

 

  前言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新疆的中华各族儿女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共同开发建设新疆,共同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

 

  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新疆实际,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

 

  自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特别是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各地的有力帮助下,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民生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大局稳定,发展势头良好。2010年和2014年,中央先后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不断丰富完善治疆理念和治疆方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新疆的发展进步,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团结拼搏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成功实践。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疆,早在公元前60年就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代中央政府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治理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在共同创建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

 

  历史上,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以其勤劳、智慧和勇敢,创造了灿烂的多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也成为连通中外、传播文明的重要通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疆各族人民遭受着外国侵略者、封建势力和剥削阶级的压迫,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到20世纪40年代末,南疆、伊犁和乌鲁木齐农业区的大部分土地都为少数地主所霸占,大部分农民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在南疆维吾尔农民聚居的偏远农村,还分散地、极少量地存有较完整的农奴主庄园,农奴主对农奴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农奴们无偿地为农奴主耕种土地,并承担各种家庭杂役。在北疆牧区,残留着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王公贵族、部落头领不仅占有大量的牲畜,而且享有种种封建特权。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各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根本无法享有基本人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在为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寻找一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有一些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地区从事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通过多种形式支援内地的抗战事业。一批各族进步青年受到先进思想的熏陶影响,积极追求进步,发动各族群众同反动落后势力进行斗争。共同的历史命运使新疆各族人民深信,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共识为后来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本前提条件。

 

  1949年9月,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新疆实现和平解放。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疆和平解放后,仍沿用过去的行省制。1949年12月17日,在中共中央及中共新疆分局领导下,成立了以包尔汉为主席,由新疆各族各界代表组成的新疆省人民政府,掀开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新疆省政府领导各族人民平叛剿匪、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同时还开展了改造起义部队、整编民族军等工作。根据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第一次推选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随后进行的以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各族农民分得了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千百年来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

 

  新中国把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确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时,在新疆聚居生活的主要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满、乌孜别克、俄罗斯、达斡尔和塔塔尔等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居多。以上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民族之间存在密切而广泛的联系,这是新疆多民族共同聚居历史的延续。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保障了新疆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对于加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加快新疆经济发展,促进新疆社会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相关规定,1952年8月22日,新疆省召开了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于9月10日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成立了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1953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复同意《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新疆自治地方筹建准备工作有序展开。截至1954年,经中央政府批准,新疆完成了州以下自治地方的筹建工作,成立了5个自治州,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个自治县,即:焉耆回族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各自治地方的建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积极慎重地推进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筹备工作。1955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消新疆省建制的决议,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1955年9月20-30日,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筹备工作的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为主席,高锦纯(汉族)、买买提明·伊敏诺夫(维吾尔族)、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为副主席的41人组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全面贯彻实施。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关心和全国各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新疆各族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1984年,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新疆各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下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2010年5月、2014年5月,中央先后召开第一、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强、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新疆各项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发展和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中国,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发展程度高低,都具有同等地位,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保障公民个人平等权利相统一。新疆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宗教信仰自由、接受教育、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等各项权利。自治区着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级自治地方既尊重和保护本地区各民族的权利,同时还担负着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责任。

 

  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多民族共居的自治地方,也是全国唯一三级自治地方(区、州、县)俱全的自治区。自治区内设有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和42个民族乡。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共同选举出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代表,组成自治机关,行使管理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自治机关在历届人大代表组成以及干部配备上,坚持各民族平等参与、共同管理的原则。2014年,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名额共550名,有14个民族成份,其中少数民族代表占66%,比少数民族人口在新疆总人口中的比例高出3个百分点。目前,在9位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有少数民族6名。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绝大多数地区的专员以及市长、县长、区长也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新疆各民族还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2014年,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的新疆代表共60名,其中少数民族代表38名,占63.33%。还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依照当地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规定。这些规定对保障和维护各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新疆是多语言文字地区,主要使用10种语言。自治区颁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司法、行政、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等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政府机关在执行公务、各类机构在招聘及晋级考试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自治区中小学教育共使用7种语言教学,广播、电视用5种语言播放节目,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物用6种语言文字出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自治区积极倡导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在中小学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自2010年起,自治区要求新录用公职人员正式上岗前必须具备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能力,并提供培训“双语”的机会和条件。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障各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2004年,自治区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依法保障有清真饮食习惯民族的饮食习俗,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清真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扶持和保证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在有土葬习俗的少数民族中,不推行火葬,并采取划拨专用土地、建立公墓等措施予以保障。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成为新疆法定公众假期。自治区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风俗习惯,倡导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仪风俗各方面奉行科学、文明、健康的新习俗。

 

  选拔、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自治区通过培训学习、基层锻炼、异地交流、岗位轮换等多种形式,培养了大批各领域少数民族行政和专业技术干部。1955年,新疆有少数民族干部4.6万人,2014年增至41.7万人,占自治区干部总数的51.4%。自治区在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录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少数民族适当放宽条件,通过划定比例、定向招考、适当加分等政策,确保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进入公务员队伍。2009-2014年,自治区招录少数民族公务员占招录总数的比例从29.9%提高到48.3%。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得到特别支持。1992年开始,国家实施新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工作,采取培训、研修、交流、锻炼等多种方式,至2014年共培养了3917名新疆急需的中高层次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自2000年起,自治区设立“少数民族科技人才特殊培养计划科研专项资金”,支持少数民族科技骨干实施科技项目。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由1985年的12.43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29.44万人,占全区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由34.43%增长到58.37%,仅高级职称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就达2.11万人。

 

  民族区域自治为民族团结提供制度保障。1955年,新疆总人口511.78万人,2014年增长至2322.5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463.04万人,占总人口的63%。自治区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在小学至大学的各类学校教育中均设置民族团结及民族知识教育课程。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自1983年开始,自治区先后召开了7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大力表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个人,在全社会推动形成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团结为耻的社会风尚。目前,受到国务院、国家民委、自治区三级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1304个(次)、模范个人2272人(次)。1983年开始,每年5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集中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2009年,自治区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进一步规范了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推动各族民众共同维护民族团结。2010年底,又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模范个人创建表彰管理办法(试行)》,积极引导各族民众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相互帮助;提倡各民族中小学生同校学习,同班上课。“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成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思想保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疆各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明显,民族间交往交流不断密切。在共同工作、学习、娱乐,以及共同的社区生活中,不同民族成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三、不断夯实发展基础

 

  60年来,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了新疆的现代化水平,为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以及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1955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2亿元,1978年为39亿元,到2014年达到9273.46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55年增长115.6倍,年均增长8.3%,比同期全国增速快0.2个百分点。2010-2014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1.1%,高于全国同期增速2.5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国的位次由2009年的第30位跃升至2014年的第4位,创历史最好水平。新疆人均生产总值由1955年的241元提高到2014年的40648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55年增长23.8倍,年均增长5.6%。1955年新疆财政收入只有1.7亿元,2014年达到1282.6亿元。2010-2014年,新疆财政收入合计实现4540.8亿元。新疆财政支出1955年只有1.8亿元,2014年达到3317.8亿元。2010-2014年,财政支出合计实现13088.4亿元。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自治区成立之初,新疆只有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哈密等少数城市,农村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城乡差别很大。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由1955年的15.1:84.9演变为2014年的46.07:53.93。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9年的3.2:1缩小至2014年的2.7:1,在西部12省区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随着新疆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有更多的农民转变成市民,过上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不同,新疆南疆、北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率先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有力地带动和辐射了自治区经济的发展。2014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创造生产总值6386.9亿元,占新疆GDP的68.9%。国家和自治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南疆地区发展,特别是2010年以来,新疆积极推动南疆石油天然气化工带建设和大力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在资金、项目方面予以倾斜,南疆四地州(和田、阿克苏、喀什、克州)经济平均增速由2009年的10.5%提高到2014年的11.2%,南疆地区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1955年新疆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4:26.1:19.5,是典型的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为86.9:6.1:7.0。到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6.6:42.6:40.8,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为45.4:16.0:38.6。初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现代产业结构。1978年后,新疆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发挥公有制主导作用,形成了石油、有色、化工、钢铁、煤炭等支柱产业体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978年,新疆个体工商户仅为4168户,2014年达到72万户。2014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4066.93亿元,投资贡献率达48.2%。非公有制工业经济增速高于整个工业经济增速5.4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33.8%。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2014年,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7.5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4316公里,是2009年的5倍,排名从全国第27位跃居第12位;农村公路总里程13.5万公里,乡镇通达率为99.93%,乡镇通畅率为98.21%,建制村通达率为98.71%,建制村通畅率为84.88%。铁路运输从无到有,不断发展,2014年铁路总里程达到5760.2公里。开通乌鲁木齐-兰州高速铁路,跨入高铁运营新时代。建成了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疆、衔接内地、沟通欧亚的铁路运输干线。1978年,新疆仅有1个民航机场、9条区内航线。2014年,已建成运营16个民航机场,开辟了155条航线,通航总里程16万多公里,成为中国拥有机场数量最多,开通航线最长的省区。

 

  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新疆水库数量由1949年的3座,总库容5234万立方米,发展到2014年的538座,总库容达到169.08亿立方米。2010年以来,新疆先后将农业高效节水工程、“定居兴牧”水利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确定为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加快建设。到2014年,示范带动全疆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770万亩,建设规模全国领先。改善灌溉面积398.49万亩,新增人工饲草料地372.08万亩,年净增精料和干草303万吨,为10.6万户牧民定居饲草料地建设提供了水源保障。农村建成大小水厂1315座,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1125.63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96%以上,有效遏制了水源污染导致的地方传染病、多发病的流行。

 

  电力工业发展迅速。2010年以来,“疆电外送”哈密南-郑州±800千伏首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投产运行,准东-华东±1100千伏线路配套电源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全区电网由110千伏到220千伏联网并到750千伏高等级电网主网架。2014年,电力装机容量已达到5464万千瓦,发电量2091亿千瓦时,“疆电外送”175亿千瓦时,输电线路总长65656公里。新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全区电力总装机的20.1%,形成以火电为主,水电、风电、燃气电站、光伏电站、生物质能电站多种发电形式并存的发电格局。

 

  步入现代信息化社会。通信业从60年前的“骆驼电报,驴马邮政”逐步进入到现代信息时代。互联网基本实现全覆盖。2014年,互联网宽带用户总数达到305.7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90.8部/百人,自然村通电话率98%,行政村通宽带率97%。不断提升乌鲁木齐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地位,疏通境外10余个国家的语音和数据业务,境内疏导国际电话业务的范围覆盖全国。

 

  对外开放扎实推进。1978年后,经国家批准,新疆先后开通了17个一类口岸、12个二类口岸,成功举办19届“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和4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建立喀什、霍尔果斯两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中国-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目前,全区已有国家级产业集聚区23个,主要贸易伙伴已扩大到186个国家和地区,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已经形成。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55年的0.51亿美元提高到2014年的276.69亿美元,年均增长11.3%。2009-2014年,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2.12%,境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年均增长26.1%,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5.1%。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自治区成立以来,科技投入、科技队伍、科技平台、科技成果稳步增长,逐步建立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提高,良种覆盖率超过90%。工业科技和高新技术迅猛发展,铁路牵引变压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装备研制、少数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等关键核心技术水平位居我国前列。资源环境领域科技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塔里木盆地油气,塔里木沙漠公路及防护林生态工程建设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生态文明水平稳步提升。新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环境容量十分有限,绿洲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5%。60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新疆坚持保护优先、生态立区和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双赢。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规划先行,发布实施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修订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已建立自治区级以上各类自然保护区31个、风景名胜区18个、森林公园52个、地质公园9个,世界自然遗产地1个、湿地公园16个,湿地保护率达到53.52%,高于全国43.15%的平均水平。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力度。2010年至今,新疆每年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面积250万亩以上,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在全国分别排名第14位和第12位。目前,82个县市基本实现农田林网化,45个县市达到国家平原绿化标准,95%的农田得到了林网的有效保护。绿洲森林覆盖率由14.95%提高到23.5%,退耕还林面积达到325.8万亩。启动实施伊犁河谷百万亩生态经济林工程、塔里木盆地周边防沙治沙工程等重点工程。累计治理沙化面积246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建设围栏4160万亩。以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为载体,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已完成15次应急输水,使塔里木河下游重现生机。全区79条重要河流水质优良率由2009年的88.3%提高到2014年的94%;湖库优良水质比例由43.3%提高到67.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开展了乌鲁木齐、奎屯-独山子-乌苏等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和联防联控。首府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显著改善,2014年优良天数达到310天,创下近20年来最好成绩。实施了博斯腾湖、赛里木湖、乌伦古湖、喀纳斯湖等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完成367个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和1836个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已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2个,国家级生态区、生态乡镇、生态村共43个,自治区级生态区、生态乡镇、生态村共1057个。

 

  四、改善民生造福各族人民

 

  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新疆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2010年以来,新疆持续加大民生建设和投入力度,连续6个“民生建设年”累计实施重点民生工程项目500余项,民生支出占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0%以上,成为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

 

  就业渠道不断拓宽。2014年新疆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2010-2014年,新增城镇就业249.7万人,年均增长50万人。2010年,新疆建立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就业动态登记制度,截至2014年,帮助2.9万名零就业家庭成员实现就业,累计消除零就业家庭2.6万户。2010-2014年,解决30.3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分别达88.6%和82.7%。2011年5月,基本解决2009年底前实名登记的7.5万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其中少数民族毕业生占84.6%。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从2009年166万人(次)增加到2014年285万人(次),转移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和劳务收入累计566亿元。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81元,是1980年的51.2倍,年均增长12.3%,比2009年增加962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114元,是1980年的40.4倍,年均增长11.5%,比2009年增加4231元。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分别从2009年的36.3%、41.5%下降到2014年的31.3%、34.5%。

 

  城乡居住条件不断改善。2004年启动实施抗震安居工程,2010年以来启动安居富民、定居兴牧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到2014年累计超过480万农牧民和207万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喜迁新居,城乡居民户均拥有住房面积分别达到85平方米和105平方米。100%的城镇和72%的农村住户有供暖设施,城镇供水普及率达96.3%,污水集中处理率达78.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63%。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0.7平方米。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工程,使200多万农牧民逐步享受到干净、整洁的村容环境。

 

  教育事业不断发展。2010年以来,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近5年教育经费支出超过2500亿元,2014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提高到6.47%。全疆有各级各类学校9230所,在校学生473.48万人,专任教师33.82万人。2010-2014年,学前三年入园率由51%提高到72.4%;初中毕业生升高中比例由74%提高到9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由67%提高到84%;高考录取率由64%提高到7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2%提高到31%,与全国同步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成,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76所,在校学生21.95万人。

 

  双语教育全面发展。20世纪50年代起,新疆逐步为少数民族学生开设汉语课程,积极稳妥推进双语教育。2014年,全区学前到高中阶段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达269.4万人,各种模式双语教育覆盖面达100%。2010-2014年,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普及率由59%提高到89%。实践证明,双语教育进一步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提高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能力。

 

  逐步完善教育保障机制。与全国同步实行农村中小学“两免一补”政策,免除城市中小学学杂费,实现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南疆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实行“三免一补”资助政策,南疆四地州实现14年免费教育。实施覆盖36个县及内初班所有学生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建立完善从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资助范围扩大至海外新疆籍自费留学生,各族学生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卫生事业稳步发展。经过60年的发展,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长,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2010年以来,卫生事业作为重要的民生保障目标,投入不断加大。2014年,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8873所、卫生技术人员153417人;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6.22张、执业(助理)医师2.38人、注册护士2.60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人口主要健康指标显著改善。2010-2014年,婴儿死亡率从26.58‰下降到21.65‰,孕产妇死亡率从43.41/10万下降到39.27/10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2.35岁。

 

  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11年,新疆在全国率先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99.69%。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98.5%。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对职业人群全覆盖。2014年,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次达到3348万人次,比2009年增加1073万人次,增长47%,各项社会保险覆盖率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连续10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由2009年的1338元提高到2014年的2298元,增幅位居全国前列。连续4年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水平,2014年月人均领取失业保险金761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人均年标准由2009年的120元提高到2014年的33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元。

 

  社会救助不断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制度全面建立。生活救助托底保障作用日益明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城乡,实现“应保尽保”。2009-2014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月补助水平分别从176元和68元,提高到329元和129元,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水平增长1倍。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从集中供养3036元/年、分散供养2280元/年,分别提高到集中供养6750元/年、分散供养4301元/年。2014年,有养老机构1726家,床位52183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20.6张。80岁以上老人享受基本生活津贴和免费体检。福利机构供养孤儿最低基本生活费由2009年360元/月提高到2014年900元/月。

 

  扶贫开发成效显著。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新疆解决了132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1-2010年,新疆解决了284万人的温饱问题,进入巩固温饱、发展致富的新阶段。2011-2014年,针对南疆三地州(和田、喀什、克州)、边境地区、贫困山区实施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4年间,仅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就达到100.8亿元,执行扶贫项目1.2万个,面向贫困人口开展扶贫培训77.5万人次,在1902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减少贫困人口139万人,贫困地区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五、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自治区成立以来,新疆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不断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力保障各族群众享有平等的文化权益。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1955年,新疆仅有1个公共图书馆和36个文化馆。1978年,建成1个博物馆。2007年,国家支持新疆启动公益性文化工程“东风工程”和“农家书屋工程”。2008年、2012年先后启动惠及新疆广大农村群众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户户通工程。截至2014年,全区每个行政村都有农家书屋。2010年以来,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实施“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修缮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户户通”等一系列基础文化设施工程。截至2014年,建成117个文化馆、107个公共图书馆、82个博物馆(纪念馆)和1147个文化站,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用户共346万户,基本建成区、地、县、乡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新疆现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0处、文物藏品128894件(套)。“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搜集、登记少数民族古籍11194册(件),整理出版140种。66部少数民族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维吾尔文和汉文分别翻译、出版濒于失传的喀喇汗王朝鸿篇巨制《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2009年,启动维吾尔族历史文化保护工程——喀什市老城区危旧房改造。截至2014年,该项目获得补助资金累计30亿元,改造危旧房3.1万户。新疆现有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3项,分别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麦西莱甫;入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分别有127项、293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分别有64位、459位。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颁布实施,这是中国首个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省级地方单项立法。搜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民间长诗700余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回族花儿、塔吉克族鹰舞、锡伯族西迁节等一批民族传统文化瑰宝得到积极保护。

 

  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发展。自治区成立后,新疆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得到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各民族作家、诗人、翻译家、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迅速成长,逐步形成一支多民族的文学艺术创作、表演和研究队伍。创作出杂技剧《你好,阿凡提》、话剧《大巴扎》、歌剧《艾力甫与赛乃姆》、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歌舞剧《情暖天山》、木卡姆乐舞《木卡姆的春天》等艺术精品。一批文学艺术作品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金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文华奖”“荷花奖”“中国杂技金菊奖”“骏马奖”“天山文艺奖”等国家和自治区级奖项。

 

  新闻出版事业稳步发展。2014年,公开发行报纸111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报纸51种;发行期刊199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期刊116种、外文3种。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4种文字出版的《新疆日报》是中国使用文种最多的省级机关报。《新疆经济报》在中亚出版。《乌鲁木齐晚报》(维吾尔文版)是中国第一张少数民族文字的晚报。《克孜勒苏报》(柯尔克孜文版)是中国唯一的柯尔克孜文报纸。《察布查尔报》是世界仅有的锡伯文报纸。新疆现有13家出版社使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6种语言文字出版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2010年以来,启动《新疆文库》、“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维吾尔和哈萨克文《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重大出版项目。一批优秀出版物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发展迅速。2014年,新疆有广播电台5座,电视台8座,广播电视台92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66座。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6.48%、96.94%。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5种语言的12套广播节目。新疆电视台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4种语言的12套电视节目。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全部通过“新疆新闻在线网”和“国际在线”网站向全球传播。新疆广播、电视先后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土耳其等国家播出。新疆电视台是全国播出频道、语种最多的省级电视台,节目信号覆盖自治区、国内省会城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近5年,新疆年均译制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5500集左右,一批优秀广播、电影、电视作品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华表奖”等国家级奖项。

 

  新媒体快速发展。目前,新疆登记网站有近1.7万家,网民数量达1140多万,互联网普及率近50%。2014年,自治区开通微信公众平台“最后一公里”,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区和几十个国家地区,成为传播新疆声音、讨论新疆议题的公共话语重要平台。由自治区、地、县联合打造的“零距离”网络传播大平台构建了对外传播新体系。

 

  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先后派团赴美国、德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利比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学术交流、文物展览、文艺演出。在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美国注册成立出版机构。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

 

  体育事业不断发展。1955年,新疆有各类体育场地425个,到2014年,增加到2.6万余个。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举办了13届自治区运动会、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老年人运动会、残疾人运动会等。农村体育蓬勃发展,建设村级“农牧民体育健身工程”7726个,丰富有趣的体育比赛和健身活动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截至2014年,共发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629个,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享誉世界。

 

  文化和体育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14年,新疆建设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6家,自治区级、地级文化产业园区20个,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76家。近年来,自治区努力探索体育职业化、市场化道路,引进、成立新疆天山雪豹足球、天山女子篮球等一批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竞赛与表演市场日趋活跃,环塔拉力赛、CBA篮球职业联赛新疆区比赛保持较高市场化运作水平。培育以俱乐部为主体的体育健身市场和有特色的群众体育品牌,以国际露营大会、国际沙漠徒步赛、冰雪和航空体育运动为代表的体育休闲市场不断发展。

 

  六、依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自治区成立以来,新疆不断加强法治建设,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坚决惩治暴力恐怖犯罪,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独具特色的地方立法体系基本形成。自治区地方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既享有普通省级行政区地方立法权,又享有根据自治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权力。截至2014年底,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地方性法规150余件,作出具有法规性决议、决定30余件,批准各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报批的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98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规章320余件。立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族团结、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这些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为维护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促进自治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不断创新政府社会管理方式,依法管理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建立健全服务承诺、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各项行政管理制度,取消、调整和压减行政审批事项。推行评议考核制度、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确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及时纠正违法和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各级人民政府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廉政风险防控,增强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执法部门的监督。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诉求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及时处理各类行政投诉案件,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依法行政工作机制、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

 

  公正司法水平稳步提升。公安、检察、法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严肃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自觉接受各级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人民法院践行公正为民司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加强审判监督职能,年均办理各类案件30万件左右,并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救助制度和执行工作机制,推进司法信息公开,司法效率和公正司法水平稳步提升。2014年,新疆各级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达86.85%,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各类裁判文书34378份,公布执行案件47580件。

 

  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截至2014年,全区法院系统共有9656人,其中少数民族4192人;检察系统共有5994人,其中少数民族2293人。公安机关不断整合警力资源,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执法能力稳步提升。司法行政机关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充实基层一线力量,干警的履职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法律服务队伍从新疆实际出发,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区共有各类法律服务机构1503家、各类法律服务人员8206人。其中有律师事务所435家、律师4092人;公证处125个,公证员435人;基层法律服务所738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601人;司法鉴定机构93家,司法鉴定人员813名;法律援助机构112个,法律援助工作人员265人。

 

  法治宣传教育持续开展。1985年以来,新疆已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普法规划。普法宣传教育结合新疆实际,广泛开展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工作,围绕自治区反恐维稳和“去极端化”工作,深入开展“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宣传教育活动,筑牢各族群众反恐维稳的思想基础。不断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加大媒体法治宣传教育力度。“法治新疆”网站成为西北地区第一家大型普法网站,“法律与你同行”“法治在线”广播节目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法治宣传品牌节目、栏目形成。围绕法治“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扎实推进法治实践。201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制宣传教育条例》颁布,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入法治化轨道。截至2014年,自治区有60个村被命名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个地州和21个县(市、区)被命名为“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单位”。

 

  依法严惩暴力恐怖犯罪。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策划和组织实施了爆炸、暗杀、投毒、纵火、袭击、骚乱及暴乱等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给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其中,2009年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余人受伤,财产损失难以估算。2014年喀什莎车“7·28”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烧毁。暴力恐怖犯罪分子血淋淋的罪行,充分证明了他们绝不是什么“民族”利益、“宗教”利益的代表,而是影响新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大现实祸患。

 

  自治区各级司法机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必惩原则,严格区分一般刑事犯罪与暴力恐怖犯罪,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机关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绝大多数的暴力恐怖团伙被摧毁在预谋阶段;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批准逮捕、审查起诉职能,严格履行对侦查、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法律,坚持在依法保障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对暴力恐怖犯罪的首要分子、罪行重大者坚决依法严惩,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在全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中,自治区打掉了一批暴力恐怖团伙,一批在逃人员在政策感召和家人规劝下主动投案自首,新疆暴力恐怖活动频发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

 

  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新疆历史上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目前,新疆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宗教关系十分复杂,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发生过很多冲突。10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了40余年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给新疆南部地区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佛教徒被迫改信伊斯兰教,佛教文化更几近毁灭。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内部分裂为黑山派和白山派,两派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激烈争斗,穆斯林群众在两派斗争中被迫选边站队,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实施,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和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促进了新疆各宗教的和睦相处。信教和不信教公民以及信仰不同宗教公民相互尊重和理解,新疆各宗教迎来了和谐共处的新的历史阶段,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2004年国务院公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必须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义务。侵犯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自由要承担法律责任,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自治区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信教和不信教、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以及同一宗教中信仰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完全由公民自由选择。信徒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法律保护,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

 

  目前,新疆共有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3万人,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现有宗教团体112个,宗教院校8所。宗教界代表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代表、委员的有1436人,他们代表信教群众积极参政议政,并对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行监督。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

 

  新疆现有10个民族的大多数公民信仰伊斯兰教,有清真寺2.44万座、教职人员2.86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修缮被列入国家和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和田加曼清真寺、乌鲁木齐洋行清真寺、吐鲁番苏公塔等一大批场所。1987年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以来,共培养学员634人。2001年至今,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共举办132期培训班,培训宗教教职人员28665人次。为了培养高层次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自2001年以来新疆已先后选派70人到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伊斯兰教高等学府访学深造。按照国际社会通行做法,中国政府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朝觐政策。仅2010年以来,新疆赴沙特阿拉伯有组织的朝觐人数就达1.5万人。

 

  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得到满足。自治区坚持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宗教工作,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不断积极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信教群众的合理宗教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截至2014年,已发行维吾尔、哈萨克、汉、柯尔克孜等文字的《古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卧尔兹选编》等宗教经典书籍和维吾尔、哈萨克、汉文版的《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系列及《中国穆斯林》杂志,数量达到176万册。2013年新版维吾尔文《古兰经》出版,发行23万册。截至2014年,在新疆发行的少数民族文字版的伊斯兰教类出版物已达到20多种,基本满足了穆斯林群众学习经文和了解宗教知识的愿望。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国家和自治区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正常宗教活动有序进行、保障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2014年自治区重新修订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这些法规和规章进一步贯彻宪法确定的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强调宗教必须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活动,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等。

 

  坚决依法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极力鼓吹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对“异教”和“异教徒”的仇恨和仇视,破坏了新疆各宗教和睦相处和民族团结;否定新疆传统的伊斯兰教,破坏了伊斯兰教内部的和谐,损害了穆斯林群众的根本利益。宗教极端主义违背和歪曲伊斯兰教教义,以“圣战殉教进天堂”等歪理邪说蛊惑蒙骗穆斯林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把一些人变成完全受他们精神控制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频繁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残杀包括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在内的各族无辜群众。大量事实表明,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危害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实危险。依法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包括穆斯林群众根本利益的正义之举,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公民正常宗教活动,深入推进去极端化,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有效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渗透蔓延的态势。

 

  八、发挥兵团特殊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成立于1954年10月,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履行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职责,实行党政军企合一、国家计划单列的特殊管理体制。在自己所辖垦区内,兵团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法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行政、司法事务。截至2014年,兵团下辖14个师,176个团,辖区面积7.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73.29万,占新疆总人口的11.8%。

 

  60多年来,几代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把亘古荒漠改造成生态绿洲,开创了新疆现代化事业,建成了规模化大农业,兴办大型工矿企业,建起了一座座新型城镇。兵团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兵团对新疆发展进步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兵团从建农场起步,依靠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积累的建设资金和生活资金,开矿山,建工厂,修公路,办商贸,兴办科教、文化、卫生事业。兵团创办的农牧团场和所属企业,生产所得不仅满足了自身的需求,还依法向地方政府纳税,并先后无偿地为地方规划建设了一批交通水利工程和工矿企业。为支持新疆工业发展,兵团还把已经建设起来的规模较大的一批工交建商企业移交地方,为自治区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兵团自组建以来,建成了阿拉尔市、铁门关市、图木舒克市、可克达拉市、双河市、五家渠市、石河子市、北屯市等8个城市和金银川镇、草湖镇、梧桐镇、蔡家湖镇、北泉镇、石河子镇等6个建制镇,以及一大批新兴团场城镇,促进了新疆城镇化的发展。

 

  兵团对新疆生产力进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兵团充分运用集团化、规模化生产组织优势,形成了我国内陆干旱地区独具一格的机械化、集约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体系,在农业节水灌溉、农业机械化推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中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已成为国家重要的优质商品棉和特色林果生产基地。2014年,农作物播种面积1327.9千公顷,占新疆播种总面积的22.2%。棉花总产量达163.6万吨,分别占新疆和全国棉花总产量的36.3%、26.6%,棉花单产、机械化率、人均占有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节水灌溉器材、番茄制品、棉纺锭等产量和规模名列全国前茅。91个农产品被评为中国和新疆名牌或驰名商标。

 

  兵团对新疆民族团结发挥促进作用。在新疆,兵团所属师、团场及企事业单位分布于各地(州、市)、县(市)行政区内,兵团与地方密不可分,广泛融入新疆经济社会各方面。兵团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为各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1959年就制定了《关于拥军爱民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纲要二十条》。1984年,兵团建制恢复不久,即在全兵团推行基层单位与地方乡村建立共建机制。在兵团和地方的相互交往中,农业生产单位常年向地方农村传授新技术、送去新品种,带动各族群众共同致富;医疗机构常年深入地方农村、牧区开展巡回医疗,防病治病,送医送药;文艺团体常年为地方各族群众慰问演出。兵团职工长期与地方各民族群众毗邻而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兵团不仅为其职工,也为地方各族群众提供多方面的社会公共服务,吸引、聚集了来自疆内外的各族群众在兵团生产经营、就医求学、劳动就业,促进了民族团结、兵地团结及兵地融合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发展模式的形成,构筑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生活基础。在创造兵团文化过程中,丰富了新疆地域文化,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民族对“一体多元”中华文化的认同。

 

  兵团对维稳戍边发挥特殊作用。兵团始终坚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兵民合一,一手抓劳动生产,一手抓军事训练,58个边境团场的数十万职工守卫着祖国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保卫中国西北边防的安全。面对新疆严峻复杂的社会稳定形势,兵团所属师、团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应急民兵队伍,为新疆社会稳定、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维护人民安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组建兵团、支持兵团、发展兵团,是中国政府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和强化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也是维护新疆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开发建设边疆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中央支援地方、内地支援边疆、各民族相互支援的有效形式。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兵团城市和团场城镇已经逐步发展为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人口、资金、产业、人才、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的集聚之地。兵团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始终是开发建设新疆、造福各族人民的一支重要力量,始终是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始终得到了自治区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帮助。新形势下,围绕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兵团充分发挥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的作用,进一步壮大综合实力,深化“兵地融合”发展,努力为新疆的发展进步与和谐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九、国家对新疆的支持与帮助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新疆的发展,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支持与帮助力度。60年来,国家对新疆的财政补助合计16918亿元。在不同时期,国家和各兄弟省区市采取不同方式援建新疆,成为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国家支持奠定新疆发展基础。自治区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分配、调动和鼓励内地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到新疆工作,号召内地青壮年、城市知识青年、工人支援边疆建设,鼓励和安置复转军人留在新疆,铸就了一代艰苦创业、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屯垦戍边和国防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实施“核定收支,总额计算,多余上缴,不足补助,一年一定”以及提高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等措施,通过设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特殊补助经费、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各种专项资金,支持新疆加快发展。1955-1978年,国家累计补助新疆71.9亿元。通过大量投资促进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兰新铁路、克拉玛依油田、塔里木油田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工业项目。

 

  加大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生态、环保、金融等领域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支持力度。1980-1988年实行年均递增10%的核定包干基数的财政政策。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拨款政策全部保留。1995年开始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对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增设政策性转移支付内容。引导和鼓励企业到新疆投资,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2005年,启动对南疆四地州和兵团在南疆三个师的对口支援、重点扶持工作。2007年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培养并输送优秀人才。20世纪80年代,国家推动新疆与内地百余所高校实施协作计划,招生规模由最初的800人扩大到目前的6800人。截至2014年,累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5.4万人,为新疆培养输送了本、专科毕业生2.1万人。2000年启动内地新疆高中班人才培养工程,累计招生7万人,3.8万余名学生已毕业,其中95%的毕业生升入内地发达省(市)区高校。2003年开始在区内城市开办区内初中班,累计招生6.13万人。2011年开办内地新疆中职班,累计招生1.32万人。内高班、内职班和协作计划主要招收新疆农牧区少数民族学生,使其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内地20多个发达省(市)区的近600所学校就读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已达10万余人。

 

  1996年,国家以选派援疆干部模式专门援助新疆发展,至2014年,共选派8批11000多名干部、人才到新疆工作。2004年启动“博士服务团”选派工作,至2014年共选派11批81名博士到新疆工作。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培养政策: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开办内地高校新疆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培养计划,对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和民族院校学位授权点的建设和研究生招生规模等给予特殊政策扶持等。

 

  新一轮对口援疆成效显著。2010年3月,第一次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决定全国19个省市以全覆盖方式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的82个县(市)以及兵团12个师。国家出台一系列特殊政策支持新疆发展:2015年1月1日起,新疆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确定为6%;将新疆确定为重要的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全面提升新疆能源资源的清洁、高效开发与转化利用水平;对援疆干部和人才在管理权限与方式、选派与轮换等8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对属于《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对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经济开发区提出10个方面的扶持政策;对新疆12个产业实施差别化产业政策等。

 

  2010-2014年国家对新疆的财政补助达到10616.5亿元,为1955-2009年国家对新疆各项财政补助6301.5亿元的1.68倍。截至2014年底,19个援疆省市共拨付援疆资金536亿元,实施援疆项目4906个,围绕城乡居民住房改善、人才培养、就业、卫生、基层组织建设等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工程,使老百姓得到“看得到、摸得着”的实惠,大大提高了新疆科、教、文、卫、“三农”等领域的发展水平。依托援疆省市累计引进各类合作项目6482个,到位资金8277亿元。

 

  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采取特殊的财政、投资、金融、人才等政策,重点支持南疆四地州,进一步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

 

  结束语

 

  60年沧桑巨变,一甲子春华秋实。

 

  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天山南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国家集中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新疆实际,是确保新疆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当前,新疆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是连接亚欧大陆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教和医疗服务中心。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治疆方略。新疆各族人民正在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团结奋斗,再创辉煌。

 

  凝聚各民族力量,建设美丽新疆,实现中国梦,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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